刘守英 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

　　中共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尽管乡村振兴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一些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并没有予以明确回答，比如，当下乡村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振兴的乡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未来演变趋势如何？乡村振兴到底为了谁？乡村现代化会朝向怎样的路径？比回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城市还是乡村视角、是农民还是城里人出发点——对乡村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存在天壤之别。在乡村振兴大热的当下，学习智者思考与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法尤为重要。无论是乡村问题的学术研究还是寻求解决方案，费孝通先生都是一个典范。他毕生以“志在富民”为宗旨，探寻乡土生出现代化的道路，从在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中提出立足解决“农民饥饿问题”的“乡土重建”，到改革开放以后探索农民如何在乡土展开“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直至晚年思考农民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本文以费先生的乡村发展理论变迁为线索，从他思考和解决他所经历时代乡村问题的方法中，来吸取解决我们所处时代乡村问题的养分，期待以此对当下乡村振兴实施中出现的问题给出提醒。

一 有机配合的乡土社会及其危机

　　（一）乡土社会的有机配合特性

　　把握乡村现状与变迁的起点是对乡村之于中国社会基础的总体认识。费先生20世纪30年代将乡村作为他研究中国社会的起点，正是基于他认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应该从认识农民和农村开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定会从广大的农村开始”。

　　与一般将乡村简单视为贫愚的对象不同，费先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深入乡土中国的结构性特征，基于抵近观察后，他将之概括为一个有机配合的稳定结构，即受人多地少、农业技术难以出现突破性进展的约束，小农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结合的方式，使自己勉强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所谓有机配合表现为，农民既以农业为生，又兼具工匠的角色；乡土经济为一种农工混合经济，以“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为表现形式的乡村工业与农业形成有机配合，共同支撑农村家庭经济；农户既是家庭农场的经营单位，也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单位。所谓稳定的结构表现为，“粘着在土地上”的农民视土地为命根，保持着“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人口因流动性低而安土重迁；“双轨政治”下的乡村保持着高度自治，通过“传统规则”的“教化”使农民主动自觉遵从礼治秩序；农民与乡土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即“桑梓情谊”，他们最终都将“落叶归根”。

　　（二）乡土社会危机源于对结构有机性的破坏

　　费孝通并不像当下一些所谓的乡土学者为乡土结构的稳态而沾沾自喜，他既承认“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又意识到它“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他担忧的是各种力量进入乡村时导致的乡土社会有机配合性的破坏。他将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归结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造成的中国乡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陷入全方位、系统性的危机。

　　第一，乡土工业脱栓。手工业或副业本来是农家讨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西方机器大工业的冲击导致乡土工业衰落破产，从有机配合的社会结构中“脱栓”，在原来的农业技术、人口数量、农场面积、地租数量、地主权利等齿轮没有变的情况下，乡土工业那一齿轮的脱栓直接影响农民原来靠传统有机配合所维持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费先生非常看重乡土工业这一齿轮的重要性：“农村手工业的崩溃使农家经济发生困难，因而过渡到农业经营本身；资本缺乏、肥料不足、生产降落、土地权外流。都市兴起虽没有直接打击农业，但从手工业的桥梁上，这打击终于降到农业本身。······这样讲来，我们中国的经济已犯了一种绝症：农业本身养不活农村里的人口，而以往用来帮助农业来养活庞大农村人口的手工业，又因机器的发明而沦于不可救药的地位。手工业没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说中国农村经济没有了希望。中国大部分人民是在农村里住的，所以也是中国大部分人民的危机。”

　　第二，农民的贫困。随着作为农户收入重要来源的家庭手工业的崩溃，农民收入大幅减少。为了维持必要的生活开支，农民只能以地权为抵押物向城市资本借贷，推动城镇高利贷发展活跃。但是，农民的土地的产出并不足以偿还贷款，从而导致农村地权不断外流，农民由小土地所有者变为佃户，居住在城镇的不在地主大量出现。乡村社会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衰败，农民生活越来越困苦，最终引发政治危机。“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费孝通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第三，乡土社会“损蚀”。乡土社会的公共事务与秩序治理依托于乡村里的“人才”。但是，近代中国乡村面临着严重的乡土人才流失的问题，费先生称这种现象为“乡土损蚀”。费孝通感叹：“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这是目前很清楚的现象。”费孝通指出，造成乡土损蚀的原因与近代西方教育有密切关系，从农村走出的人受到了与乡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教育之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以至于无法再融入乡土。他在文中写道：“大学毕业了，他们却发现这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乡间也是容不下大学毕业生的。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问和技术都没有学得，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城乡之别在中国已经大异其趣，做人对事种种方面已经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文化的差异造下了城乡的解纽。”乡土损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乡村治理领袖的匮乏和乡村自治的失效。正如费孝通所言：“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第四，基层行政僵化。乡土中国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阶层领导下的自治团体，“皇权不下县”。随着保甲制度的推行，原本“不下县”的国家权力的影响范围延伸到了乡土社会内部，深刻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格局。一方面，乡土社会中“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另一方面，保甲制度导致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淤塞”。原本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地位不高、不能代表地方利益的保长掌握了合法的权力，与自治团体中的领导者——士绅形成对立，从而导致地方与国家行政机构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被破坏，“下情不能上达”。其结果是，双轨政治变为单轨政治，基层治理陷入僵局。

　　第五，城乡有机循环割裂。在乡土社会中，城镇与乡村之间通过“乡村手工业品输出——城市资金回流”和“落叶归根”两种机制，实现城乡之间物资、人员之间的交流。但是，近代中国城乡之间这两条交换机制都遭到破坏。一方面，资本不回村带来的农村萧条。“由于地租没有保证，已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二是离开乡土的人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原来乡土社会中“落叶归根”的城乡人员流动格局转变为“只出不回”的乡土“损蚀”局面。但是，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又不能回乡的乡土人才也没有成功地融入到城市生产体系中，而是成为了一个依靠权势谋利，寄生性的“团阀”阶层，一个流落于东西方文化之外的寄生阶层，这一群体阻碍了城乡生产的发展。费孝通指出，“都市和乡村是必须来回流通的。……如果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癌，病发的时候城乡一起遭殃。中国却正患着这病症，而且，依我看来，目前正在病发的时候了——表现出来的是乡间的经济瘫痪和行政僵化，都市的经济恐慌和行政腐败。”

　　我们可以将费先生对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根源及其逻辑的分析概括为这样一个乡村衰败链：西方资本/工业产品冲击——乡土工业衰败——农业不堪负荷——农民收入拮据——乡村人口流失——乡村自治破坏——城乡循环断流——乡村破产。对照当下，费先生理出的这一乡村衰败链难道不具有一般性意义吗？这一乡村衰败链可能是求解乡村复兴解的钥匙。重温这一认识，也不至于出现当下农业领域的浪漫主义，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生搬硬套，出台一些不切实际的乡村人口回村创业政策，以及城乡要素隔断下的所谓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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