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

　　（四）一个目的、多种模式

　　看到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后，费孝通曾兴奋地预言道，“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他一度认为，“苏南模式”应当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不二法门。但此后，他先后赴苏北、赤峰、包头、定西、甘南等地调研，发现各地条件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各具特点。湖南洞庭湖地区通过“先农后工”，先搞大农业富起来，然后再搞工业，走向了致富之路。珠江三角洲地区借助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以“三来一补”的方式，将现代工业引进内地，形成了门店在香港，工厂在内地农村的合作格局。到了温州调研后，费老“意识到在我的认识上有毛病，发生了偏差。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发生片面性，而且会导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 为此，他提出，不同地区可以出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提出在发展路径上防止了全盘照搬的办法，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他通过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为：都是农民自发行为；都是在人多地少地区发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在发生和成长路径上有明显不同，苏南模式在公社集体经济的底子上出现，依靠农业集体积累，再加上外界条件，产生出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两种模式的生成和发展因素也不同，既包括历史传统因素，苏南模式有社队企业传统，温州模式有八仙过海、外出经商的传统，也有内发性因素，两者的最大动力都是农民求生存、求发展，是农民在人多地少的限制下走出的一步。他也提醒研究者在进行不同模式的比较时，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费孝通后来又注意到“发展模式”的概念带有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个变数，因此，进一步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在发展模式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

　　（五）分业离土与农民的现代化

　　费老认识到农民乡土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他并没有固守于此。他继续用他拿手的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预示可能的演化。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乡镇企业分化发展的势头，提出“乡镇企业要上新台阶”。他结合自己的调研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可能采取“上下两手并举”的办法：“一手是引进高科技集中力量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向跨地区乃至跨国的、大集团的、农民和科技人员联手的、体制多元的新型乡镇企业的方向发展，面向国际市场，开发现代化的新型产品。······还有一手在下面一层，是发展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工业为基础，加上为其提供服务的、广泛而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销售渠道的中介体，即在近年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出现的‘公司+农户’的新型企业结构。……生根在农户基础上的家庭工业，既具有顽强持久的特性，不怕风浪冲击，又灵活易变，容易适应新的情况。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易于接受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有化整为零、集腋成裘的能力。”

　　在城市化道路上，费孝通也没有局限于小城镇。他在区域发展的系列调研中，逐步意识到中心城市对周边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指出“像农村发展需要小城镇一样，小城镇的发展也需要中等城市。一个区域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心城市的带动。……城市可以对周边农村地区发挥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前景的最终实现，需要有遍布各地的中心城市的带动”。“目前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北京、天津和内地的重庆等为重点，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的大都会；以200万到500万人规模的大中城市为主体，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一万到几万人的小城镇和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为依托，承载下一步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和新一轮农村工业化浪潮，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

　　费老更为关心的是，随着农民逐步由穷变富，农民“富了以后怎么办”或者说是“小康之后究竟怎么样”？他在调研中发现，农民积累起财富之后，并没有以之来扩大再生产，绝大部分都用在了扩建房屋等日常消费上，甚至出现了攀比消费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亟需扩大再生产的阶段，这种花钱方式并不理性。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方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农民意识领域改造的大问题。“过去我们农民穷，知道穷了怎么办，但是富了后，钱怎么花却没有经验。这确是一个新问题。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再生产。……有了钱不知道怎么个花法。这个问题仔细研究一下很有意思，是个大问题。……我说怎样花钱是个大问题，因为这牵涉到农民意识领域的改造问题。”他在调研中还发现，农民并没有用现代化的经营思维、工业化思维来运作乡镇企业，他们仍然视乡镇企业为一种开辟新收入渠道、满足生活需要的副业而已。费先生发现：“要理解苏南的乡镇企业必须懂得这个地方的农民是把这些企业作为农村的集体副业来看的。在农民的意识里农业还是农村的主体，尽管副业收入超过农业。主副之别还是不变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当其初生时确实是为了吸引农村里多余的劳力和补充农家的收入，和其他‘副业’并无不同。”在农民看来，乡镇企业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因为副业的本性就是易变，什么收益最大就搞什么，怎样搞赚钱最多就怎样搞，七种八养九行当轮着转”。

　　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更是明确指出，农民现在的思想与以往相比并无不同，农民仍然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思维。他在访谈中直言：“现在我们仍然在小农经济里，一起分享，吃大锅饭，那是小农思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适应现代世界，就必须让农民实现现代化。在晚年，费孝通大声疾呼一些率先发达起来的地区需要更加重视农民自身现代化问题，研究如何让农民转变为具有现代城市文明特征的市民和公民，必须让农民丢掉传统的小农思想。“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之前，珠海是一个渔业村，中山是一个农业县，两地都没有较好的工业基础。现在，它们已经从渔村和农村发展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等城市，而且分别成为园林城市和花园城市。但是，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使渔民和农民变成具有现代城市文明的市民和公民。”

　　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转变呢？费孝通在访谈中再一次提到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和农民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认为农村工业化将现代化送入到农民家里。因此，他认为，要改变农民的小农观念，培养现代化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要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非农职业当中去，但与此同时，并不必要将农民拉进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这条新的路子必定是农民不再是农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展不同形式的产业。”“我们必须抛弃农民思想。我的看法是除非80%在小农经营中的农民改变他们的职业，并离开在土地上劳作的老路，否则，中国将继续颠簸难行。”“要等到农民改变了他们的职业才会起变化。我们必须走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变成一个能离开土地的生产者。那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产业的结构。那时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条件才会改变。这是我当前的观点。”

四 几点启示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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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通过对费孝通关于乡村发展与志在富民思考的回顾——从总结乡土中国有机配合的社会结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提出重建乡村有机结构的近代乡村救亡方案，到改革开放以后坚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密切关注、跟踪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发展进程，直至晚年深入思考农民现代化的问题，管窥费孝通观察和思索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立场和角度，即：始终坚持在城乡格局的背景下关照乡村，从不孤立地看待村庄发展；始终坚持将农村、农民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体， 强调乡土中长出来的现代化，而非外部因素强加的现代化；始终重视乡土中国工农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特别是家庭手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化对推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巨大作用。费老的乡村发展理论对于思考当下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实施乡村振兴应当尊重乡村既有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揭示出，在以土为生、以村为居、差序格局、以礼为治、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中，形成小农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结合的方式，以勉强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的稳态结构，这个结构是思考中国乡村变迁的基础。他始终立足于对乡土社会，特别是对农工结合的家庭生产结构的深刻认识，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主张植入新的要素对这种有机配合的乡土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新阶段的乡村振兴应当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充分尊重、顺应乡村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找到政策切入的最佳“姿势”，坚决避免枉顾乡村实际，简单化、一刀切、疾风骤雨的运动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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