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

二 乡土重建的本质是重构乡村有机结构

　　（一）乡土重建要防止走极端

　　如何从这种稳态的乡土结构突围？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乡村求“救亡”时就开出过各种药方。梁漱溟主张在乡村构建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新农业，自然引发乡村工业发展，推动都市繁荣；晏阳初倡导治农民的“愚”“穷”“弱”“私”四病，兴“平民教育运动”，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教育来拯救乡村。吴景超主张通过发展工业化大生产和都市化来救济农业和乡村。

　　一是要避免单刀直入。费孝通吸收帕克（Robert E. Park）提出的“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认为经过数千年的磨合，中国社会的制度、风俗、生产方法等要素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配合微妙紧凑的有机体。因此，在对“中国社会任何一个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他批评当时的一些农村建设试验就是一种单刀直入的搞法，“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有机性，弄到一盘碎局，无从收拾”。二是要避免不切实际。费孝通明确指出，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已趋成熟，资本、技术实力强大，中国推行现代工业和都市化既面临资本、资源的现实性约束和限制，又受到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制。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发展独立自主的规模化大工业生产和都市化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城市和乡村反馈机制和农村基本生活保障机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单纯地推动工业向城市集中，不仅不会实现乡村复兴，反而会加深乡村危机，并最终导致城市发展受困。“若都市靠了它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都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使农民守不住耕地，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言，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言，是劳动后备队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

　　（二）乡土重建方案

费孝通认为，拯救乡村既不能随意移植西方的发展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也不能简单地对乡村施行改造，而应在考虑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下进行“乡土重建”。所谓乡土重建，就是“企图从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去指出各种文化要素怎样配合而发生作用的。……这企图并不带着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须根据的知识”。他强调这种“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

　　费先生的乡土重建方案是在乡土中植入新的要素形成有机配合的新结构。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实现乡村工业的变质。费先生经过长期观察后坚定地认为，传统中国的基本特点就是人多地少，农业为主，工业停留在手工业状态，靠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不能满足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这一观点萌生于他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对他姐姐费达生帮助农民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观察，使他明确地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抗战后在云南省内地开展农村调查时，他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即引进现代技术改造传统手工业。他提醒在乡土工业的改造中要避免工业化中人口过分集中的现象，应当尽可能地发展小型的、适当利用机械生产的乡村工业。这种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小型工业能充分利用农村里的劳动力和农村原料、生产成本低的生活用品，或机械零件，用来富裕广大农民的生活。要实现“乡村工业的变质”，一方面，需要技术改良，引入机器生产；另一方面，要采取合作的方式组织乡村工业，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散到参加生产的农民手中，以此避免贫富分化的问题。“乡村工业的变质，主要是在利用动力和机器，变了质的乡村工业，在它的结构中，生产工具的成本一定要加大，因之，决不是一个在生计压迫下的农民所能购备。……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在组织上要谋联系，就得采取合作方式。作坊里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不使它集中在少数有资本的人手里，而分散到所有参加生产的农民手上。” 他所设想的“新制度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就是要使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报酬。同时在经济活动上，要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营业丝厂相竞争而不致失败”。

　　费孝通对他所提出的“变质”的乡土工业的特征进行了刻画：“我所谓乡土工业包括下列几个要素：（一）一个农家可以不必放弃他们的农业而参加工业，（二）所以地点是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三）这种工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参加这工业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性质的，（四）这种工业的原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给的，（五）最主要的是这工业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地分配给农民。”费孝通乐观地预见：“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

　　二是根本在于人。一方面，乡村工业实现变质的关键在于输入现代技术，提高传统乡村手工业生产效率，因此，需要一批“像传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人将新技术的新鲜血液传入农村。另一方面，乡村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现代化都需要大批无私的服务人员。在费孝通看来，地主阶层正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从而实现由寄生阶层向服务阶层的转变，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正是地主阶层的出路所在。费孝通直言：“我所希望的是地主阶层的子弟们曾享受了传统特权，受到了现代教育的机会，应当从各方面去服务乡村。”“我是认为中国的地主阶层在这时代考验之下应当可以自动转变的，从特权的寄生地位，转变成服务的地位。”

　　三是重建政治双轨。在乡村治理上，费孝通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集权势不可免，同时以“无为政治”的消极方式防止权力滥用已无客观条件支撑，在这种情形下，要避免权力滥用，保持地方活力，维持政权稳定，必须重建上下相通的双轨政治，避免只有自上而下单轨政治带来的基层治理僵化问题。他在《乡土重建》一书中多次论道：“限制权力的消极方法逐渐失去其客观条件，是件不应当忽视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得在积极方法上去打算。这套积极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机构中并不发达……”“为了适应中央集权逐渐加强，政府逐渐大可有为的趋势，要维持政治机构的健全，我们必须加强双轨中的自下而上的那一道。”“能维持的政权必然是双轨的，就是说在自上而下的轨道外还要有一条自下而上的轨道。”

　　重建双轨政治最终仍然要着落到具体的社会群体。在英国访问期间，费孝通发现英国乡村中活跃着一群由都市退休之后回到乡村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形成的乡村“过渡性领袖”，他们在乡村自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在《重访英伦》的《访堪村话农业》一文中曾提到过英国乡村里缺乏社会重心的话。以往那种贵族、乡绅、牧师等人物现在已经失去了被人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国乡村里却有一种人在担负过渡性的领袖责任。我称他们的责任是过渡性，因为依我看来，将来乡村社区里自会生长出新的社会重心和新的领袖人物来的。现在那些过渡性的领袖是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这些人并不是从乡间出身的，他们的职业也不在乡间，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却成了地方自治的机构中的重要人物了。”受此启发，费孝通设想乡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可以转变为类似英国乡村中的“领袖人才”，以此实现政治双轨的重建。

　　四是恢复城乡循环。在费孝通看来，近代中国城镇和乡村的种种危机之根源就在于城乡之间有机循环的关系遭到破坏。乡土中国下保持地方人才的“落叶归根”传统已经难以为继，乡村子弟出村之后再也回不了家：“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因此，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关键在于重建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迅速恢复城乡之间的循环关系。他多次强调：“都市和乡村是必须来回流通的。” “城乡对立是病态，它们本是相辅相助的经济配合体。我们最后的目标是重建城乡的有机循环，互相有利的配合。”有感于李林塞尔（Lilienthal）主持的用以实现土地复原的TVA计划，费孝通提出应该改变乡土损蚀的局面，实现“乡土复员”，让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乡村人才还能回归乡土、服务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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