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困惑与反思

　　因此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矛盾，首先第一，尽管你可以说将来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考虑到你的资源条件，特别是你的经济地理环境的制约，我们恐怕乐观不起来，我们得考虑一下，我们到底要什么？据我所知，咱们是2003年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综合发展的这个提法，到2003年年末的时候，进一步把它提升为科学发展观，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央在2004年年初召开了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专题研讨科学发展观，那么200多个高级省部级干部来学习，他们有几本参考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美国有一个世界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他写的这本书叫B 模式，他说什么呢？他就说A 模式是发达国家现在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而B 模式，则必须得是人类另外找到的一条路径，要节约，不能浪费资源，不能破坏环境，他在那本书里说中国，如果中国想像美国那样发展成一个汽车社会，那对不起，中国城市的停车场就要把中国有限的这些平原耕地面积占完，你不可能说，设想我把停车场修建到山上去吧。

　　当我们说到资源环境制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看一看周边的地源政治环境。我们知道这些年，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而言比较紧张，其中一个很新的内容就是资源。相对而言中国比较短缺，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更多的去开拓海外的资源渠道。而这当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最为甚嚣尘上的就是中国危险论。我记得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机构大家知道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所，这个单位的主任写过一个东西，明确指称20世纪由于日本和德国的崛起，试图改变国际经济秩序，而引发了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话就是21世纪，将由于中国的崛起，试图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也会引发一系统的矛盾冲突。他倒没说引发大战，但是我想西方有人个共识，他都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重新调整世界经济格局、社会格局、政治格局，这不是空穴来风。世纪之交之前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上半期，曾经有过一段叫作中国崩溃论，中国没崩溃，走下来了，并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就改了，改成中国危险论，因此你们无论去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他的智库都在研究中国崛起将如何成为一种世界现有经济秩序的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中印关系现在比较微妙，是印度突然一下发现，中国商品进入到印度，比印度制造的一般商品要便宜的多。我已经去过印度很多次了。在印度当地我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们中国的商品怎么可以这么便宜，怎么能是我们印度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这怎么可能？他们找不到原因在那儿。并不是说印度人不如中国人勤快，也不是说印度人的人均工资比中国人高，比较起来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百分之六十几，是中国的三分之二，就是他们的工资比我们的低。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情况。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商品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引起的一些讨论，其实以后也是一种担心，发达国家认为是中国危险论，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明说，但是担心也是很多的，是因为我们中国确实有很多外人所难以理解的这些内在的一些情况，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出口商品竞争力问题，无论在巴西，你在墨西哥，你在孟加拉，在印度，在所有这些发展中的大国，都会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很低，而且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他的出口结构和我们相似。你去看看墨西哥，他也希望占领美国市场，他出口商品也是衣服、鞋子、帽子，也是这些东西，那你出口多了他就少。而你们看，知道我们现在到什么程度吗？有一个人给过一个数，我不知道这个数到底多大可靠，但是这个数字表明的情况让你感到非常的震惊，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能消费12双中国产的鞋，能消费7件中国产的衬衣，但这仅仅只是中国啊。印尼也这样一个出口结构，墨西哥也这样的出口结构，孟加拉也这样的出口结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出口结构，当然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比较复杂的竞争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崛起过程，一方面是自己本国、国内的资源有限，环境约束非常严峻；另外一方面在国际环境上，如果我们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看一下周边，我们也不能乐观，所以这些年来我在来断的反思，到处去走，到处去做调查研究，就是想回答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显然走不得一般的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那我们自己的路在哪儿？中国自己走向一个比较均衡的、比较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在哪儿，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当然要高度评价。这个“十六大”以后，自从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提出以后，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战略调整，我们试图在改变以往那种粗放增长，过度消耗，破坏能源，破坏环境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我们在改，在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它方面我今天觉得时间有限，我们不多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强烈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同时，逐步清晰了化解三农矛盾的思路，那就是最近，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的新农村，我们可以简称为新农村建设，什么道理呢，刚才我既然已经跟大家分析了，我们不可能靠一个简单的城市化，靠个数，说我们要达到多少的城市化率，就解决问题，那个有点简单了，而越是这样强调，你会发现每当中国城市化加快的时候，都更多的导致什么呢，导致农村资源的流去，到更少的人变成城市人口，而更多的资源流去，每当加快城市化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强调加快城市化恐怕有问题。因此在现在的文件语言中，我们强调的是城镇化发展方式，强调的是多元化发展路径，而没有简单的讲，只要加快城市化就能怎么样。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以往的经验教训中，逐渐在探寻中国新世纪的发展的路径，那我们提出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强调的是农村建设，不再是一面倒的以为，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村问题就能解决。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道理，大家恐怕也得考虑。我们以往以为，我们只要更多的培训农村，使他们能够进城打工，那农民的收入就能增长，那农村的问题就能解决，这恐怕也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那就是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要素越稀缺价格越高，要素越不稀缺或者过盛价格越低，原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时候，他不表现为要素，他在农业生产上属于一种生活生产合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是经济现状和自然现状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并不计算自己作为要素的价格，而一旦他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了，那当然就直接表现为要素的供给，而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有将近五个亿的劳动力，四亿是十六岁到六十岁这么一个年龄段，而我们六十岁以上的农民他不退休，因为没有人给退休金，所以六十岁以上的农民仍然在干活，那要把这一部分再算上，那中国农村就得有将近五个亿。

　　那请问城市能够吸纳多少？我们有的同事曾经测算过，说中国现有的耕地面积，需要的农业劳动力，就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一个亿就够了，如果我们进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大概只需要四千万到五千万，可我们有五个亿的农业劳动力，那我们要都转移出来吗？比如五亿中我们转移四亿出来，可能吗？哪个国家能容纳得了四亿劳动力，温家宝同志在就任总理答记者问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数据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关系。他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才不过四亿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说我们中国一国的劳动力就是七亿多，如果我们把农村中的半劳力，就是六十岁以上不能退休的老人算上，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总和恐怕得八亿多，也就是中国一国的劳动力总量是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左右。请问哪个发达国家解决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没有吧，那更诳论中国。如果我们把这个八亿左右的劳动力全部推向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这个劳动力的供给是绝对过胜的，是无限供给的。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价格下跌。市场决定你这个要素不是稀缺要素，是过剩要素，过剩要素价格下跌，越多的劳动力市场，劳动的回报就越低，这是规律。既然你是市场经济你就不可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指望着打工者他的收益不断提高，他的待遇不断的提高，可能吗？不太可能。

　　当然也许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充分发表。但是总之我们觉得就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全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是现在，在过十年，按照以往的测算，这也不是我测算，是国外大的咨询公司，投资公司他们的测算，他们测算中国到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会达到九亿以上，到2020年以后，劳动年龄的总规模会超过九亿四千万，请问我们现在，八亿左右我们就解决不了了，到九亿以后我们怎么解决呢，九亿多怎么解决？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八亿，九亿劳动力的就业，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约定俗成的观点，我们都值得重新认识，重新讨论，那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看到，中央在2002年以后，战略转变的这个决心定下来以后，政策导向是越来越体系化了，那这次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充分体现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策思路的一个重要大战略，就是我们不仅要加快城市化，不仅要在城市加强建设，另外一方面在农村也要加强建设。而我们以往，大家知道城市的相对比较加快的发展，客观上反而倒形成了社会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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