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廷贵 孙超英：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沉思

　　[提要]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乃至城市全面社会改革的开端，因为它必然要触及到中华文明的基础：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存在是以家族这种社会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为条件的。“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在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社会化进程与其独立化进程脱节的结果。农民必须在社会的帮助下最终自己组织起来，成为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和新农村的建设者。

　　[关键词] 小农经济 家族社会 土地兼并 农民组织 新农村建设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已经响彻整个社会。温家宝总理甚至将政府斥巨资于新农村建设称之为向农民还债。的确，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但如何看待“三农”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城市中的高楼越盖越高、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越来越迫不及待地向西方富豪的生活方式看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贫富两极突出地表现为城乡两极，这绝不偶然的，也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钱的问题。中国农民的问题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的问题，因为龙的传人，其实正是“农”的传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农村开始，中国的一切问题离开了农村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仅是因为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因此，不仅农村存在的问题，而且城市存在的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农村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中华文明的基础和内核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在其长达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但基本上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即使汉民族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亡国，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是什么力量决定着中华文明传承的稳定性？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谈到中华文明，人们很容易想到几个具有标志性的特征：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自秦汉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如何将这几个方面的特征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其实正是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关键。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意味着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而家族则是社会单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父系氏族社会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父系家族社会，就是说，血缘团体并没有像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情况那样走向灭亡①。这意味着在文明的源头上东西方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证明，这种置根于小农经济的家族社会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以不可选择的血缘关系和难以改变的婚姻关系为基础。

　　家族之所以会长期存在，直接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家族作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它使其中不同的家庭之间得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往往不仅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相互利用。

　　直接由家族构成的社会本身肯定是不稳定的，因为大小、强弱不同的家族之间必定纷争不已。而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老子的“小国寡民”和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的思想。幻想中的“世外桃源”在现实世界只能通过“大一统”来实现，因为只有统一才能消除战乱，“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的无奈是古代中国人退而求其次的必然选择。

　　正是家族社会的这种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成为必要。而要实现集权，这个权力系统就不能直接以家族为基础，而只能通过相应的中央机关自上而下地来安排，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又必然成为一个官僚社会。但既然家族存在，它就不可能不对官僚系统产生影响。科举制度之所以产生并且能够长期延续，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家族势力对官僚体系的影响，扩大选才的范围和保证人才的质量。尽管这种制约的有效性并不理想，且不说在考试和录取中广泛存在的舞弊，就是皇帝在点状元时往往也要考虑候选人的“出身”，但到底多了一条“硬杠子”，恰如过去不管评什么样的职称都要考外语一样，荒唐的规定缘于无奈的现实。

　　为巩固“一家天下”的官僚体制使得在战国时代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的儒家学说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以恢复“周礼”、实现“天下一家”为目标。尽管春秋战国的出现表明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已不可能，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并不风光，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虽然废分封、设郡县，但中国仍然是家族社会的现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只是由秦始皇的“一家天下”代替了周天子的“天下一家”。因此，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稍加改造就变成了维护官僚体制的工具。官僚体制讲等级、重服从，其实质与儒家主张的家族伦理关系是一致的。

　　总之，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小农经济，核心是家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和儒家学说都是为小农经济和家族社会服务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朝代会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了。

　　没有出路的循环

　　自秦朝统一中国到清朝灭亡，其间经过了十多个朝代，除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之外，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统一的。改朝换代往往由农民起义推动，即使是元灭宋和清灭明，农民起义对原汉族政权的沉重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农民起义对改朝换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真正以农民身份参加起义并最终建立起稳固政权的恐怕就只有朱元璋一人。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②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如此之大？他们怎样“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历了因农民起义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之后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的所谓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所谓封建的政治制度又是否逐渐趋于崩溃？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大变化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前，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传统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如果说在长达两千多年间发生的数百次农民起义尚不足以触动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那么，需要多少农民起义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累积才能触动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呢？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传统家族官僚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是成功了的朱元璋所建立的也不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而是“天下为家”、确切地说是天下皆为朱家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杀戮可以说到了空前绝后、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残酷的杀戮正是为了巩固其一家天下的政权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潜在的矛盾。

　　但往往几十年之后，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大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而且这两类矛盾往往相互促进，共同激化。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就是一个典型。当广大农民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发生时，统治集团内部无法达成妥协，谁都拒绝接受其利益受到任何损害的选择，于是就只好由农民不得不发动的社会动乱来解决问题。

　　于是，这就决定了在19世纪中叶之前，即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虽有十几个朝代的更迭，但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一个代替前一个朝代的新朝代与前一个朝代比较，从制度上看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就好像被克隆出来的新生命与其基因来源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何时可能被打破，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萌芽何时可能发展起来，从而使中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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