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廷贵 孙超英：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沉思

　　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巨大是由中国家族官僚社会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尽管存在奴隶制的残余，但大多数农民在人身上还是自由的。由于土地可以买卖，这就使土地兼并早晚会发展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可以与土地兼并互为因果，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别往往也会加剧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一旦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小生产者变成了无产者。这种情况在欧洲的封建庄园中反而难以发生，因为农奴在人身上隶属于封建领主，或者说，隶属于封建领主所占有的土地，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因为这种自由而最终导致的与土地的分离。

　　在中国，同样生活在家族社会的农民，他们的家族相对于地主的家族来说，是弱势家族。富则聚，穷则散，这是家族发展的规律。所谓聚，不仅意味着家族的增大趋势，还意味着家族之间通过联姻来加强各自家族的地位和扩大家族的势力范围。穷则散，则不仅意味着贫穷将使大家族的优越性降低，还意味着贫穷将迫使家族成员各奔东西，以求自保。维持一个家族是需要成本的，家族越大，维持成本越高，而越穷的家族对外的竞争力往往也越低，从而维持大家族的必要性也越低。当大多数的农民陷入赤贫时，这就意味着农民的家族被摧毁，意味着农民从家族中被分离出来，暂时地组成为阶级，即成为“流寇”或“暴民”。也就是说，贫穷在瓦解农民的家族的同时，也在为他们形成另一种性质的社会群体创造条件。

　　农民因为穷到极点而组成“阶级”，这个所谓的“阶级”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只是一种“流寇”或“暴民”之间的关系。一旦赤贫的状况得到改善，分裂就会发生。因为在这些暂时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体内部既不存在普遍的血缘关系，往往也不存在其他稳定的社会联系。而能够利用农民起义的地主和贵族则不然，不仅他们有稳固的家族关系可以依靠，而且他们往往还拥有其他广泛的社会联系。另外，他们对财富和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的垄断使他们在与农民的竞争中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具有阶级斗争的形式，但就实质而言，仍然是一种逐鹿中原的家族竞争，因此，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不可能给社会进步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

　　在对外封闭的状况下，中国的家族官僚社会虽然能够延续，但注定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家族官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没有通道。

　　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在近代史上和革命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③

　　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它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内发展起来。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在比任何政治实体所能完全控制的范围更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为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运筹帷幄的自由。”④在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可能存在这种自由，因而资本家即使产生，也不可能发展。

　　在欧洲，封建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领主和国王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获得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所谓“空气都使人自由的城市”就是这样的地方⑤。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虽然也是商业中心，但首先总是政治中心。此外，对于西方当时的发达国家来说，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极其丰厚的利润又很容易使封建主、国王与新兴资本家相互妥协，共同对付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工人，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从封建主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

　　春秋中后期的大商人玄高、子贡、范蠡等，生活豪华，行贿诸侯，参与政治活动，社会地位显赫。战国时代，商业更加发达，商人更加活跃，吕不韦经商致富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投机于政治，资助异人当上太子，并因此而成为秦的相国。尽管如此，市场经济也并非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无不包括抑制商业、奖励农耕。

　　市场首先意味着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因此，市场关系的维持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该秩序或者产生于交易双方或多方的势均力敌，或者来自于某种统一的政治制度，否则，战争就会取而代之。周统一华夏，实行封建制，这就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因为周王室的存在使诸侯之间的冲突得到控制，而诸侯之间竞争就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当时的很多大商人都在诸侯国之间做生意。但随着王室的衰落，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演变为战争，而战争显然是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各国的变法之所以都要抑制商业、奖励农耕，这是因为农耕是战争的经济基础，而抑制商业则有利于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有利于稳定和统一人心于战争。

　　秦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修驰道，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西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唐代，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商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大规模的商业经营都掌握在官府和贵族官僚手中，主要为统治集团服务。这种状况直到明清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说明第一，市场对于自然经济来说处于从属地位，第二，市场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传统社会的破坏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就与市场相安无事，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集团一直都在控制和利用市场。自春秋战国以来直至清王朝，无不崇尚“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比王侯，社会地位也不高，一些朝代甚至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做官。统治集团知道，不能没有市场，否则，很多经济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绝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绝对低效率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换言之，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物资的交流是统一国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经济原因。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受到抑制，因为物流必然带来人流，人流必然削弱家族联系，甚至家庭联系，从而危及建筑在婚姻和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国家。乾隆在面临强大的外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冲击时，只好说：“我天朝大国，物产丰盈，不求外夷以通有无”。他甚至害怕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带来的技术进步，说什么：“奇技淫巧，乱我民心。”

　　总之，在封闭状态下的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肯定是无缘的。这是否意味着封闭的政治体系一经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就能得到发展呢？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封闭的政治体系被打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中国家族官僚社会的政治体系时，同时也破坏了落后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

　　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打破专制皇权的政治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的家族社会极化为阶级社会，并为下层阶级准备了代言人和组织者。因为在社会极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中下等家族、甚至中等家族的知识分子会因为家族的没落而必然成为社会的反叛者。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家族社会的土地上应运而生。

　　改变命运的尝试：革命与改革

　　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否与土地占有的均与不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对于小农经济来说，一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无法抑制土地的兼并和集中，最终总是天下大乱。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⑥

　　他继续说：“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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