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解构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研究

　　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温铁军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近年发表了大量关于“三农”问题的论着和演讲，曾经获得2000年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一等奖，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奖。而他个人最中意的赞誉，恐怕还是“用脚做学问的学者”、“温三农”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

　　在认真拜读了温铁军的相关论着以后，我觉得某些媒体对他的赞誉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至少将他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是不恰当的。与于建嵘、李昌平等人相比，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政府发言人，或至多是一个比较关心“三农”问题的“奏折派”经济学家。他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关注显然远甚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他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量显然远甚于对农民利益的考量。至于说他是“用脚做学问的学者”，并“以个性人格真实可感”胜出于一般麻木不仁、闭门造车的“学院派”学者，似乎也很牵强。他虽然长期从事农村政策调研工作，但近年来他对抽象的理论思辨的偏好正在不断加深。他虽然也经常发点牢骚，但这种牢骚不过是为了调动听众的情绪而采取的一种演讲策略，并不影响他对“政治正确”的强调。他从个人主观预设和价值偏好出发，以经济学的供求关系理论为基本依托，别出心裁地构建了一套关于“三农”问题的解释体系，表面看来似乎观点新颖、论据充分，实则带有显着的伪实证主义的倾向；而他提出的那些缓解“三农”问题的办法，表面看来似乎成龙配套、切实可行，实则带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如若不信，且听下回分解。

　　一

　　温氏关于“三农”问题的言说主要是由一系列即兴发言和演讲构成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相互抵触的观点和事实。不过如果抛开那些枝节性的问题，其主导思想和基本观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他强调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首先源于“自然禀赋”的先天不足，其次源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消极影响。

　　为了阐释这个主题，他进而提出了以下观点：自有史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明就呈现出一种二元发展格局，与狩猎/采集文明孕育了西方国家的掠夺/战争性格截然不同，灌溉/农耕经济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德政”传统，这个优良的政治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为了应对“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历代盛世君王对外开拓疆土、对内实行均田。因而在世界性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之前，中国始终是一个富足、稳定、和谐的社会。不幸的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出现结构性断裂。一方面，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疯狂掠夺，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德政”传统难以为继，中国的“三农”从此陷入一种悲惨的境地。另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开始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近代化进程。不过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无法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只能走自我积累、自我掠夺的道路，以“三农”利益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牺牲，这又引发了后起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格局”。此后，“人地关系矛盾”和“城乡二元格局”矛盾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三农”问题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无法化解的难题。

　　第二，他强调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不可能采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式。

　　为了论证“西方经验”的不可复制的特性，温氏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一番解构。他指出：“三农”问题原本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产物，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不像今天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样突出，乃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对外掠夺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通过对外殖民的方式化解了国内“人口过剩”问题。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是不同国情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仿效的。尤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形成以后，后发国家如果试图沿用这些做法化解国内的“三农”问题，就意味着对业已形成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这是西方国家绝对无法容忍的。日本当年“脱亚入欧”尝试的失败，就是述观点的一个经验证明。由此可见，中国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经验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对于“市场经济”与中国历史国情的相互抵牾，温氏作出了如下说明：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天然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市场经济模式能够在某些国家（如美国）正常发挥作用，而且对“三农”没有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乃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有条件实行产业化的规模经营，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的利润率大于或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中国的情况则不然。长期以来，为了应对人地关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在农村实行按人口平均占有土地的政策。这无疑强化了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产业化规模经营相比毫无效益可言。中国农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简单的生产与再生产，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完全忽略了土地资源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等因素的考量。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将这些因素都计入生产成本，那幺中国的农业实际上是零效益或负效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市场经济模式，必然使农业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不但游离于农业之外的社会资金和科学技术不会转入农业生产领域，而且连农民通过兼业经营获得的微薄赢余也会通过商业化银行流向农业以外的领域。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只会给中国的“三农”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可能缓解或改善“三农”的现状。

　　与上述观点相互呼应，温氏还反对以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他认为“农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因为存在资源禀赋制约，中国社会只能体现“非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中国古代社会的“稳态结构”与历代统治者一直注意实行“计口分田”的政策密切相关。中共三代领导人对此也十分重视，因此才有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和后半叶的三次土地政策调整。目前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是中国国情下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它既体现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个人权益，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正确导向。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拉美和南亚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就是因为现行的土地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在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民就业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如果贸然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就无法避免大资本操纵下的土地集中。一旦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中国就有发生“拉美化”的危险。

　　第三，他强调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彻底屏弃意识形态化的习惯思维，“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在他看来，“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因自然禀赋不足所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这个问题又派生出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问题、成本效益问题、资金供给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无关，与政治问题无关，也与理论研究无关。只要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其它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还指出，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农村人口转移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成效，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吸纳的人口数量远远低于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我们只能通过借鉴和扬弃“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实行“三个创新”，从其它方面着手逐步解决“三农”问题。

　　他进而指出：从目前我国宏观财政状况看，社会资金供给并不缺乏，中央政府也很愿意将一部分资金投向“三农”领域，然而困难在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和中介能够保证这些资金顺利到达需要资金的农民手中。假如中央政府直接与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户打交道，从行政运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不合算的。一个切实可行且成本低廉的办法，就是普遍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以此类组织为中介和载体，政府不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直接参股等形式向农民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而且可以通过物价、税收、财政、金融、保险、农副产品加工、土地流通、内外贸易等领域和环节的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农民合作组织的社会经济职能，同时有效拓展农村融资渠道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

　　他的上述构想部分源于世行专家的指导意见，部分源于他对“日韩台模式”的经验总结。他根据世行专家的意见指出：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在过去20年呈现出逐渐走低的态势，因而仅仅从粮食生产环节着手，试图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或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方式来扭转农业生产的亏损局面是难以收效的。但是如果我们转变思路，将“农业”概念由单一的“粮食生产”扩大到包括“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加工、农村金融、农村保险”等领域在内“大农业”概念，将那些可以赢利的涉农领域和行业统统纳入“农业”的范畴，由政府特许农民合作组织从事经营和管理，以这些领域和行业的赢利补贴种植业的亏损，就可以实现“农业”领域整体上的正效益，从而极大地改善“三农”的境遇。“日韩台模式”就是遵循上述思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典范，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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