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把脉“三农”须整合六种声音

　　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为“三农”诊脉开方者，可谓阵容庞大，常常各示锦囊，各展妙计，但在各种意见纷呈中，毫不夸张地说，属于“盲人摸象”者不少。 要为中国“三农”把准脉、开对方，必须倾听多种声音，整合各种观点。它既要与中央的大政方针吻合，又要与地方的实际结合，更要与民情民意契合，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体现，民意的集中。

　　农民的声音

　　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农民，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是根本，是基础，但要把农民的声音收集、归纳、整合、提炼升华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难事:一是零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化，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阶层内部正在发生分化，从职业上看，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等；从收入水平看，农村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户出现了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不同层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际遇等决定了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物农民反应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强有弱，零零碎碎，千差万别；二是具体。与农民座谈，他们大都提出一些属于鸡毛蒜皮的具体问题，关注的焦点可能只是当家塘、门前道，村口的路灯、屋后的林子，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有理性的归纳，逻辑的分类；三是现实。农民关心的是眼下的生活、在意的是切身的利益，对于美好蓝图、宏大目标往往看得很淡，不太关注。今年庄稼的收成、外出打工的待遇、眼下家庭的收支最是他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四是情绪化。农民由于文化层次、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局限，激烈的情绪化表述往往是常用的方式，他们很难做到冷静的理性叙事，辩证地分析问题。

　　“三农”问题，农民的声音是主体，但往往难成主流，难做主题，极端重要又常常变得无关紧要，原因在于：一是分布上散。八九亿人的庞大群体，散居于300多万个自然村落，两亿多农民工，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散布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门类繁多的各个行业,不少人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声音分散且在最底层，散乱的时空分布使他们的声音难以形成强大的“共鸣”；二是组织上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形成了工会、工商联、商会、妇联和各种产业协会等代表各自阶层利益的组织。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而只是像马铃薯一样，装在一个贴着“农民”标签的口袋里，却彼此分离。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但至今各地合作组织多数仍以松散型的专业协会模式运作，紧密型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为数不多。以有着5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安徽为例，目前协会型组织共3900个，占到合作组织总数的85%。没有组织的农民自然没有代言人和话语权；三是诉求力弱。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代表微乎其微，且越向上农民代表比例越小。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是96万人产生一名，城市是24万人产生一名，城市代表是农村代表的四倍。一亿多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三名，一人代表着几千万人。农民的声音难达国家决策层面，在社会利益竞争与制衡中缺少争取利益的砝码，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沉在下层、微弱无力。

　　农民的声音在表象中蕴藏着本质，在分散中积聚着力量，在现实中预示着长远，在具体中包含着抽象。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始终应是主流、是主题、是基调、是根本。抓“三农”工作，首先应在听明白农民的真实声音上下一番苦功夫、实功夫、真功夫：一是要深入民间。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场边炕头，与农民真心交友，和群众真诚交流。那种“空中飞人”或“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是不可能获取真实信息的；二是要听懂民声。熟知农家生活、深谙乡土文化、掌握群众语言，家长里短之间洞悉情势变幻，万户千村之中探寻民心所向；三是要代表民意，“知政失者在朝野，知屋漏者在宇下”，站在农民的立场汇聚民意始终是从事农村工作、做好“三农”决策的第一准则。

　　当下流行的网络调查，是官方、民间所有调查机构普遍采用的调查方式，这种“快餐式”民意测评存在很大弊端。客观地说，网民只能代表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人群，而不能代表公众，更不能代表农民，因为农民上网的不占1%。有评论认为，“一个由七八十万的网络参与量得来的数据，也许还比不上一个样本一万的民意调查更具科学性和民意代表性。”“网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走近农民，深入农村，听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说农民不听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听农民的话，只有我们先听农民的话，农民才会听我们的话。

　　官员的声音

　　官员属于社会精英且掌控行政力、主导话语权。官员的声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屋建瓴。以“一览众山小”的眼界观察经济社会，把握局势特点。二是统揽全局。能够把外部世界的变化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研究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关键，抓住主题；三是敏感性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的职业责任使他们一般都具有决策的前瞻性和政治的敏感性。

　　总体而言，官员的声音大都比较理性，但不乏非理性因素；比较准确，但并非一定正确；重点突出，但未必完全切合实际。其声音背后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些目的，在听取一些基层官员高谈阔论时，要真正弄清其动机和目的。一防造形象工程。高喊做某事，并非真需要，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政绩大造舆论。前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批评说，全国竟然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知道就连首都北京也没敢这样提，目前出台的规划只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城市”。如按这种声音行事，按这个框架建设，只能建成一片废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研究发现，历代官员出于热情或其他动机，常常大力推行自以为能让百姓受益的某种种养业，结果百姓反受其害，这就是与“黄宗羲定律”齐名的“王夫之定律”；二防短期行为。一些官员为一时之利或因眼界局限，搞工程、上项目，还没完工已经被淘汰，建了扒，扒了建的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的几百亿平方米的建筑物，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左右，仅相当于应该保有寿命的一半。这种鼠目寸光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美国纽约市政规划还是一百多年前做的，至今仍按图建设，总体框架并不落后。当年有位中央领导到珠三角考察留下的印象是“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缺乏长远眼光的建设与发展留下的隐患有时可能比从头开始花费的代价还要大得多；三防形式主义。如各地在统筹城乡、推进新农村建设中，都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是“量力而行”。诚然，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量力而行无可厚非。但一些地方借量力而行之名，行“量力缓行”、“量力不行”之实，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穷为由，把“力”“量”没了，只是开会发文空喊一阵子，或造几个典型了事；四防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增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加速向农村渗透，致使个别地方基层政府权力寻租的内驱力明显增加。同时，由于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还停留在低水平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尚未真正落实，在土地征用、土地流转和集体资产运作等方面，基层干部权力寻租有蔓延趋势，借新农村建设名义大搞“圈地运动”、“资产盘活”等，不断翻新花样，与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共同谋利。

　　因此，到基层调研，听取各种汇报，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更要察其果，弄清其“声音”背后的“声音”。

　　专家学者的声音

　　“三农”问题，举国关注；“三农”论著，汗牛充栋；“三农”专家，鸿儒云集。自20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精英策动乡村建设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目光聚焦“三农”。作为专家学者，一是专业知识丰厚。“术业有专攻”，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某项研究，具有较为广博的专业知识储备；二是见地深刻。专家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更为理性、深刻，更加透彻；三是相对超脱。专家学者居象牙塔、处“三农”外，研究“三农”，与农业农村工作无直接利益关联，有一种“局外人”的超然；四是敢于直言。专家多以学理相辩，推理言事，直话直说，尽酣畅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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