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把脉“三农”须整合六种声音

　　专家学者的声音，具有深刻的理性和创新的思维，但偏颇也显而易见:一是以偏概全。一些专家学者看问题多关注点、少照顾面，多盯着局部、少通盘谋划。如近两年，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有人以局部地区、个别典型为逻辑起点，发微探幽、旁征博引、力主加快，带动舆论界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将本来好好的一幅行云流水般的田园风光图，搅和得“山雨欲来”。其实，土地流转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开始实施，一直都在进行，在政策上没有任何障碍。土地流转是一个经济常态现象，它只能按市场规律产生需求与供给，也只能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或放缓，热炒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二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官员的通病。以理论为教条、视书本为圣经，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具体有四种表现。第一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拒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并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千篇一律的经典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第二种，西方教条化。迷信崇拜西方理论，盲目套用定理模型，不顾国情、全盘西化。第三种，新教条主义。即市场万能论，认定政府对市场管的越少越好、不管最好，全然不知市场背后法制的约束和民主的力量。第四种，老教条主义。即经验主义，研究问题、判断形势不是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趋势出发，更多的是靠感觉、拍脑袋、凭经验；三是理想色彩浓。一些专家学者久居象牙塔、常作壁上观，不做调查研究、身陷学院书斋，道理上只讲“该不该”、不管“行不行”，操作上只求可能性、不问现实性。比如，一些专家根据诸多经典理论，从宏观的、理论的和逻辑的角度推理，得出“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当前必须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对，但是减少农民需要把握速度，城镇化进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后全世界平均每年城市化率增长的百分点为0.336。我国从1978年起开始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平均每年增长0.93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已十分惊人。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后，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我们只用了22年时间，而美国用了80多年，英国则用了120多年。我们的城市化已经是“大跃进”的速度了，再快将后患多多。更何况城市化首先应是人的城市化，我们有一亿多农民进了城，还没有享受到同等市民待遇，城市就已经难以承受了；四是缺乏独立性。中国文人历史上多由执政者养活，自来就有“缺钙”的基因，即缺乏独立性、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接受财政拨款的要听领导的话，为领导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企业养活的，则要为企业帮腔。“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自然独立性不强。再加上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政治折腾，不少人仍旧心有余悸，怕说错话，缺乏独立的学术人格。现在是善于“说明”的很多，敢于“明说”的太少。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专家学者成了部门利益和强势群体谋利的代言人。

　　对于专家学者的声音，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应鼓励专家学者结合中国国情、立足现实，独立思考，不断发出有创新精神的声音。

　　媒体的声音

　　大众传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瞭望者”的角色。身为社会公器的各类媒体，一是信息传播快捷高效。在常规状态下，能够实现“上下通达”，覆盖全社会；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能够做到反应灵敏、触角深广。及时、充分地传布信息；二是引领舆论把握导向。通过信息的选择和编排体现“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科学合理地传递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形成主流的话语体系，支撑和谐的舆论环境；三是社会监督广泛充分。关注社会走势，洞察社会百态，扬善弃恶，褒美贬丑，解剖各种矛盾，分析利益冲突，触角所及，无远不到。

　　自2003年中央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全国新闻媒体不断加大对“三农”的宣传力度，但与理应承担的“重中之重”责任还相去甚远：一是轻农。以都市生活为主的内容充斥版面和荧屏，源自农村社会的信息在媒介现实中所占比例甚微；二是逐利。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部分媒体忽视社会责任，竞相追逐商业效益；三是炒作。一些媒体惟商业利益“是瞻”，不同程度地存在低俗、媚俗、庸俗现象。更有新闻工作者将农民的极个别不良行为进行恣意渲染，置于街头巷议的消遣，为眼球经济弃职业道德；四是误读。有些媒体从业者对“三农”问题及农村现状了解不深，研究不透，理解偏颇，缺乏全局眼光和求实精神。

　　当前，媒体已由“新闻时代”、“分析时代”进入“洞察时代”，其影响力尤为巨大。时下街巷有议：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转动地球，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另一个就是媒体节目主持人。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一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力量，但却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推进力量。倾听媒体声音，应注意把握由于“轻农”、“逐利”带来的声音不强问题，由于“炒作”、“误读”带来的“失真”问题。

　　非政府组织（NGO）的声音

　　我国30年的农村改革总体上是沿着“保护私权”、“限制公权”两个方向展开。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功能渐弱，民间组织的自域空间正在增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生成勃兴，在“三农”领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一是民意的汇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同时，随着农民群体的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非政府组织为不同地域、阶层、行业的农民联合合作、表达诉求提供了有效资源，创造了多种平台，为农民组织起来、扩大话语权提供了条件；二是行业的代言。在农业各个产业中发展非政府组织一直是世界各国农民应对市场化挑战、克服农业弱质性的共同选择。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以协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实施行业管理，不仅弥补了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缺损，而且把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使从事农业的千家万户在各种竞争平台上，发出了自己的真实声音，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地位；三是矛盾的缓冲。非政府组织在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市场主体和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了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避免了各类社会群体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为经济社会运行预设了“减震器”、注入了“润滑剂”。

　　非政府组织的声音既源自农民，又高于农民，是千千万万原子化农民的声音经过归纳、整合，得出的综合性、系统化表达。但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同样具有局限性：一是弱质性。长期的计划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国家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乡土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迄今为止，农村组织的总体状况仍然是：“官办组织”僵化不活，自治组织异化存活，民间组织存而不活，自发组织难以存活。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来自观念、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束缚太多，生长空间非常狭小，位卑言微；二是倾向性。在非政府组织中，不论是行会、商会，还是协会、合作社，都是部分农民以业缘、地缘等为纽带自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声音只是源自某一方面、某一群体农民的诉求表达，代表性有限、全面性不足。单纯考虑、采纳单个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往往会触及与之相关群体的切身利益，引发参照诉求、产生连锁反应；三是官办性。多数农村非政府组织内生于原有体制，绝大多数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组建的，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在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强调政府主导，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并控制人事权、决策权。许多用行政手段“捏合”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说的是“官话”、办的是“公事”，无法表达成员意愿，难以代表群众利益。

　　国家逐步缩小共域范围，扩大民间自域空间，实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以民间力量来“补官治之不足”，应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和教训的结晶。倾听NGO声音，在充分利用其有效整合行业意愿，洞悉行业走势等优势的同时，应注意克服其狭隘性、倾向性、功利性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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