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把脉“三农”须整合六种声音

　　域外的声音

　　从清末的变法到民国的探索，从建国初期的公社化运动到当前的新一轮改革，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吸引了无数中华学人，同样也吸引了大量域外学人。应该说，域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的主体脉络，自上世纪初至今绵延不绝，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均是域外中国农村研究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更成为显学，在中国学界政界都产生较大反响。域外的声音有着独特的韵律：一是比较的方法。域外研究者易从“局外人”的立场和世界的格局出发，看待中国“三农”问题，往往将中国“三农”问题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分析比较，为科学定位和评价农村社会演进、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坐标体系；二是多元的视角。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模型和思维框架，对中国“三农”展开研究；三是较少的制约。域外研究者不受约束、相对超脱，不循固有框架、不落繁文缛节，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政策建议另辟蹊径、直击关键，为中国“三农”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域外的声音具有先天优势，但也有一些突出的弊端：一是不服水土。一些域外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国情，不十分了解中国现实，循诊开方单纯依赖西方经验，抓药除病套用国外模型，其结果往往南橘北枳、背离初衷。199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把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设为中德合作试验区，自信满满地推行享誉世界的“巴伐利亚经验”，力求通过教育、土地整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将这里建设成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十几年间的今天，德国人无奈地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后回村创办了80多家企业，农业生产已逐渐成为副业，寄予厚望的田园生活已近消散，德国经验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原定目标已经难以实现；二是政治偏见。部分西方学者固守于斗争哲学，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一会散布中国衰败论，一会又散布中国威胁论，宣扬的是落后消极面。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布朗认为，1990—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谷物进口国，致使世界粮价大幅上涨，进入粮食短缺时代，进而剥夺低收入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贫困问题，引发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此文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对我国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待此类声音务必警觉。

　　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来自域外的声音我们应始终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是清醒的头脑，不为人言所惑、不为干扰所惧、不为困顿所忧，保持冷静、坚定立场；二是开放的胸襟，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思维，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师他国长技、纳良谏如流；三是大国的气度，进退有度、挥洒自如，以圆融通达的心态，观五洲风云，察四海冷暖。

　　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群体，各有千秋、各存长短，都是“三农”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们既要能听懂、乐于倾听，能够辨析弦外余音，了解真实意图；又要能沟通、善于互动，通过平等对话，交流思想，求同释疑；更要能整合、勤于思索，把握各种声音同频共振的结合点，探寻协力共进的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汇聚各种声音，为“三农”工作定准基调，演奏出符合实际、美妙和谐的华彩乐章。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出处：中国发展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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