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

　　一是进城农民与在村农民之间的互动。由于村庄与县域城镇的通勤距离较短, 进城农民与在村农民互动的机会成本较小, 双方基于原有的亲属关系和熟人社会关系而有较密集且良性的互动。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代际互动。在县域内实现城镇化, 子代可以在周末和节假日、父母生日或父母生病的时候返回农村看望和照顾父辈, 父辈也可以经常性地进城看望子女和照顾孙辈。这样就不会造成“三留守”问题, 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可以得到子代的及时照顾而不会出现精神空虚等问题。其二是进城农民与在村的农民之间的互动, 体现为双方的人情往来和社会关系不中断, 进城农民可以轻易返回农村参加在村农民酒席, 在村农民也可以到城镇吃酒席。

　　二是城镇资源与农村资源之间的互动。这里的资源包括社会关系资源、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在物质资源方面, 如进城的子代与在村的父代在物质上可以进行较好的互动, 子代在城里务工的资源可以输入给父代养老, 父代在农村务农的收入可以输入城市以减轻子代的生活压力。在沿海农村调查发现, 当地农村老年人每天清晨乘坐公交车进城给子女送菜米鸡鸭及其他土产品。再如进城农民可以在物质上给在村的农民提供帮助, 包括借贷和资助。再如在消费上也可以实现城乡互动, 城镇居民下乡消遣、观光和消费土特产[19], 农民则可以进城逛街购物。调查发现, 周末年轻农民带小孩驱车到城镇游乐场游玩, 已成为农村新兴的消费活动。再如城镇资源还可以介入农业生产中技术和产后加工环节, 提供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产业化水平。在社会关系上, 进城农民的社会关系较广、质量较高, 可以为在村农民提供相关社会关系服务[20]。在权威资源上, 进城的农民由于其在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优势而在村庄里有一定的权威, 他们便可以成为有利于村庄治理的“新乡贤”。

　　三是农民进城与返乡之间的互动。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农民可以居住在城镇而耕种在农村。县域范围交通网络越来越发达, 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愈发便捷, 农民可以农闲时在城镇居住和打零工, 农忙则回农村务农。或者白天乘坐公交或自驾车回农村务农, 晚上再回城镇居住。我们调查到一些农村中老年人, 白天将孙辈送进城镇的学校后骑摩托车回农村干农活, 傍晚再回城镇接孙辈放学, 能够做到照看孙辈和务工两不误。其二是进城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返乡务农。在县域的城镇购买了房子,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又无法到沿海地区或较大城市务工, 那么这样的农民还可以返回农村耕种土地。返乡成为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 其前提是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从县域城镇返回农村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较小, 但是若是进入大都市后再返乡则要承受较大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 因此农民很难再回得去。在这个意义上, 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定位也应该是县域。

　　(四) 契合农民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特性

　　农民的城镇化需要有家庭收入的支撑。当前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 二是中老年人在家务农的收入。一对年轻夫妇外出务工的货币化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七八成, 一对中老年夫妇在家务农获得的主要是非货币化的收入。两笔收入加在一起可以达到农村的中等收入水平, 可以使一个家庭在农村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个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城镇化有双重限制, 一重是限制了农民只能在县域范围内城镇化, 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很难实现城镇化;二重是农民家庭成员不可能同时实现城镇化。所以, 农民的城镇化策略是渐进城镇化[21]和半城镇化[22], 就是在不同阶段实现不同家庭要素和家庭成员的城镇化。农民通过代际合力首先在县域内的城镇购买房子, 年轻人还得外出务工, 中老年人在家务农, 此时实现的是居所的城镇化。等到孙辈上学的时候, 中老年人到城镇照顾孙辈上学, 年轻夫妇外出务工, 实现孙辈及其教育的城镇化。待到年轻人有一定积蓄、技术和能力在本地就业后, 年轻人返回本地城镇居住就业, 中老年人返回农村务工, 并向子代输入务农获得的资源以减轻子代城镇生活的负担。这样实际上是子代孙辈城镇化与中老年人留守化的“半城镇化”。到中老年人无法务农之后, 他们便将土地流转出去, 跟随子代进城生活, 从而实现农民家庭的完全城镇化。还有的情况是, 等到孙辈成人彻底城镇化, 子代年老返回农村种地, 维持着年轻人进城和中老年人在农村耕作养老的半城镇化状态。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高度契合农民家庭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特性和需求。首先在县域内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创造更多本地就业空间, 推动年轻农民本地就业和就地城镇化。其次, 通过大力发展县域中小城镇建设, 加强中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为城镇化的农民提供舒适便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再次是大力发展县域范围的城乡公共交通网络和公共交通工具, 以便于进城农民与在村农民的互动。最后是为农村提供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为在村的农民尤其是中老年人提供生产生活便利, 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同时也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能够返回农村生活保障基本的生产资料。

四、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2018至2035年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阶段而言, 乡村振兴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化和村庄基本秩序, 主要包含下面几个方面:

　　(一) 城镇化、空心化与留守化的问题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它必然伴随着村庄的空心化和农村的衰败。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 城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青壮年外出务工之后就会出现农村“留守”现象。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收入模式下, 留守农村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儿童。所以, 乡村振兴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是农民的城镇化问题。在家庭收入结构的约束下农民的城镇化带有显著的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特点, 最先城镇化的家庭要素是住房, 最先城镇化的家庭成员是小孩和年轻人。小孩的城镇化主要是教育的城镇化, 年轻人的城镇化则主要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城镇化。因此, 乡村振兴应该为农民解决在城镇化中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

　　二是村庄的空心化问题。许多农村地区在人口外出务工和城镇化的影响下, 留在农村的农民尤其是有生气的青壮年农民越来越少。有的数百人的村庄常住人口只有数十人, 且多以老人小孩为主。对于这样的村庄不是通过政策强行将外流的人口留住, 也不是给予保留或修复, 更不是巨资投入复古成古村落供观光, 而是通过搬迁现有人口至集中居住区, 再对村庄进行复垦或还林。

　　三是老年人及儿童的留守化问题。农村留守现象也是现代化的产物。留守老人中有劳动能力、能够自理的老年人不是问题, 问题是那些高龄、独居、生病的老年人, 他们的照料和精神慰藉会成为问题。因为隔代抚养, 留守儿童的成长和教育都可能出现问题, 尤其是在手机游戏兴起之后, 留守的中小学生很容易沉溺于游戏而荒废学业。解决农村留守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县域经济, 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 再就是要建立健全支持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比如通过村级组织建立老年人协会、互助养老机构等。

　　(二) 农业利润空间狭窄与留住农民的问题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既要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专门性人才, 也要振兴农村本土人才。在务工的工资性收入高于务工的收入前提下, 大量有能力、有技术、有思想、有管理的青壮年农民都流出了农村。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之际, 怎样留住农村人才就成了研究课题。有大部分学者意见是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和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来留住农民[23]。

　　农业之所以是弱势产业, 在于农业的利润空间较为狭窄, 城市资本与技术不愿意进入农业领域。从农村调研来看, 凡是进入农业领域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城市资本, 无论是种植大田作物还是经济作物, 基本上无一盈利的案例。其中原因在于农业微薄的利润难以支付高额的人力成本。另外, 由于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基数大, 即便通过推动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 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也无法容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更何况我国农业地区广阔, 不可能所有地区、所有村庄都能够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因而通过农业产业化留住的农民也不会太多。

　　调查还发现, 凡是能盈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一对壮年夫妇加一台拖拉机, 经营数十亩到上百亩面积的家庭农场主。因为适当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依然属于家庭经营, 不计劳动力成本, 能够实现农作物的精耕细作, 使亩均产量大幅提高, 从而能够获取适当规模经营的利润。那么, 在我国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的情况下, 如何培育经营适当规模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4]是关键所在。根据农村的调查,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村庄后, 一部分农村土地由中老年人在耕作, 另一部分土地通过流转并集中到了少数种田大户手上。这些种田大户一般是农村中的壮年, 既有承受高劳动强度的身体素质, 又有种田的技术, 还能够接受和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他们种植三四十亩到上百亩不等的土地。这样一个种田大户可以收入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收入。由于他们是本村人, 在村时间长, 对村庄事务最为熟悉, 与其他村民关系友好, 又热情照顾和帮助留守老年人和儿童。同时他们耕种土地较多, 也较为关心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他们往往被推选为村组干部或村民代表, 成为村治主体。有学者将这些耕种中等规模土地、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作“中坚农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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