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

　　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1983年毕业后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先后当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致信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当地引发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迫于压力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打工。2000年底高票当选《南方周末》十大年度人物之首。现居北京，任《中国改革·农村版》副主编。近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极大关注。

　　本文为李昌平在燕南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我发言的题目是《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我在下面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从83年元月份到2000年的九月份我离开农村，前前后后有十几年，这中间我也经常看看书，后来到了北京之后，也看了各位老师的书。我总觉得，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的问题，我希望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往往又找不到。这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个问题是，农民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有没有自主权。省委书记讲话，省长讲话，县委书记讲话，甚至下面的乡党委书记讲话，都说应该把农民推向市场，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我觉得农民好像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好像也没有给农民完全的自主权。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方面，农民仅有生产的自主权，但是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如果你承认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生产萎靡的时候和亏本的时候，不愿种地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种了呢？在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的时候，不可以不种。也就是说我们带有某种强制性，农民既没有享受到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没有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所以说他们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第二个方面，农业中有产前、产中、产后，产前是有利可图的，产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农民很难进去，即使进去了，那些垄断部门也可以把农民排除出去，再加上还有城市中的各种壁垒。而产中是不赚钱的，并且产中只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没有给他们不生产的自主权。所以从农业的过程来看，农民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前些年，农民经营农药、化肥、种子，但是很快全国供销总社和农业部下了一个文件，说农民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弄假，所以不准农民经营，只允许供销社经营，难道他们经营就不弄假的了吗？不是的，这是一个垄断。类似事情很多。农民宰猪，很好的事情。但是食品的一些部门，不允许农民宰。所以农民很多领域进不去。比如说江西农民生产出的东西如果运到广东去，卖掉的钱还不够运费。所以说农民进入市场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方面，农民是义务的主体而不是权利的主体。只要你是一个农民，就有付不清的义务，100岁的老人和一岁的小孩都要交钱。但他们享受什么样的权利呢？比如说农民交的共同生产费，按照法规，这些钱怎么用应该是农民说了算，但是实际上农民没有这个权利。

　　第四个方面，农民不是一个劳动者，只是一个劳动力。我在东莞工厂中作过调查，那里80%都是外地民工，他们创造了财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他们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月500块钱。当他们不愿意干了，想回家都回不去。我们的政府和工会不代表民工。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我们强制农民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是得不到社会的平均利润，所以农民种地挣不到钱。有人说，农民种地挣不到钱是因为农民不懂市场经济，好像不太对。这是我比较困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调整结构，富裕农民。江总书记到四川视察讲话时，第一句话就是调整结构。有时候我也怀疑调整结构，富裕农民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国外农产品比国内便宜，第二是我们现在强制农民生产，使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农产品过剩的格局在全国形成了。我们现在搞宏观的人说现在农民收入不增长是因为农民不调整结构。我不知道这是偏见，还是无知，还是一种习惯。你不拿出一个规划，你要调，怎么一个调法。机构调整还要增加投入，我过去是生产水稻的，现在要生产水果，资金难弄，过去的相关的流通体系也有成本，这些钱都要农民出。第三是，我们现在搞结构调整，往往是上面发号召，下面的干部抓典型，搞政绩工程。就往往演变成一种瞎折腾。结果往往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最后苦的还是农民。其实中国的农民并不笨，也很有活力，缺少的是开发农民活力的宏观的政策。

　　我困惑的第三个方面，靠推广技术增加农民收入。我觉得第一个使用技术的人是可以赚钱的，但是有一个农民接受的问题。使用技术是要钱的。农民出钱增加了技术的投入，产量增加，价格回落，实际上是农民出钱，全社会得到了廉价的产品。很难说能增加农民收入。我想作为一个宏观的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政策好像有问题。

　　第四，公司加农户可以富裕农民。有没有公司把农民带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我持怀疑态度。我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傻瓜。当农业性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会给农民。但获得平均社会利润的时候，它不找农民要钱，农民也不找他要钱。但是当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者亏本的时候，它一定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这时候，政府干什么呢？他会为了企业还是为了农民呢？当然为了企业。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企业可以给政府官员送礼；第二，每个企业都是政府的政绩。问题是农业性的企业会不会得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经过调查90%的农业性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不然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四大银行离开农村了呢？也有个别的企业把农民带富，但以一个企业就代表全国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连国营企业都会打白条等，怎么能够指望民营的企业带动农村致富呢？

　　第五，发展乡镇企业是不是中西部农村的根本出路。如果你到农村调查，乡里、县里干部如果说，我这几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发展乡镇企业，你不要感到奇怪，说这种话的人大有人在。我考察过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一个结论是，90年代乡镇企业不如80年代。我在珠三角住过一年，那里的乡镇企业兴旺的不得了。发达的地方，他们有5个亿，他们只报一个亿，但是到了湖北湖南等地方，他们只有一个亿，但是会报5个亿。广东那一带的干部是不愿意到北京来当官的，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干部是愿意到北京来当官的。深圳地区要交暂住费，可以把发展的环境搞得很好。所以企业肯定是内地要破产。再加上，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一年一年回落。在这总情况下，资本怎么可能西移呢？所以说，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不起来，不一定是他们的错。

　　第六，机构改革能不能解决政府的一些综合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问题就来了。政府就像个黑洞一样，黑洞要形成就要吸收物资进去，运作速度越快它接受的物资就越多，直到周围的物资没有了，这个黑洞才消失。这就是黑洞现象。中国几千年的政府好像也是这个规律。我参加过82、88年的机构改革，我们湖北省88年、94年的机构改革，以及98年的机构改革，我的总体印象是，要增加的人是一定要增加的，要增加的机构是一定要增加的，要裁减是减不了的，结果是机构改大了，人员改多了，效率改低了。历史证明，这种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为什么难以成功呢？我是乡长、书记，我就要把我的子女安排当官的。地方有钱的纳税大户也要安排人。所以说机构是一定要增长的。问题是，地方的官员是，地方戴帽子，农民开票子。所以说下面的各种干部，中央是不知道的。表面上裁了，工资照样开。下面骗上面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纳税人参加机构改革，那么机构改革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第七个问题，现有制度下面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我觉得好像是个假话题。我们喊这个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我认为，农民负担至少有4000个亿。来算这个帐，全国的县乡干部至少有3000多万，至少需要3000多个亿，这是一大笔。全国有80万个行政村，460万个自然村，村组干部、军烈属、五保户，加起来有1500多万人，这需要七、八百个亿。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都是做假帐的，是数字游戏。还有，税费改革，我们认为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措施，我觉得可以停下来不搞，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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