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

　　第八个问题，加强管理使农村走向秩序和繁荣。以法治国也好，以德治国也好。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法也不行，德也不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在洪湖边上长大，洪湖很美，资源也很丰富。在80年代我们洪湖的资源保护的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渔民大会。每年冬季的时候，渔民代表开会，商量买鱼苗等事情，收钱，春天的时候买了鱼苗放到湖中去。所以洪湖的资源得到了补充，所以产量也很高。我在78年的时候，我是委员会的委员。自从有了《渔业法》，成立了渔业管理局，不仅成立了分局，还有分站，从30个人到300个人，直到现在500个人，收了渔民的钱以后，买车子，买房子，出国旅游，办公现代化，没有钱买鱼苗了。农民负担不了了，就用电捕鱼，一开始罚款，最后干脆一次收费多少钱。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些执行《渔业管理法》的渔业管理局的人员，他们就是靠这些非法捕鱼的人来养活他们，渔业法是破坏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洪湖的法令。这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对农村出现的一些混乱，我们习惯的思维就是加强管理，这让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农村有了经营管理局，农村的财务就一片混乱；有了义务教育法，民办教师被淘汰了，义务教育的收费一天比一天高，农村的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了。法也不行，德也不行，像得了一种不治之症。

　　第九个问题，私有化是不是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让我很担心。我经常见到一些人，前不久四川一个官员提出私有化可以还多少债。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使私有化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好像没有土地私有化的要求。第二，农村的集体有几千个亿的债务，债主主要是干部，他们必然先拿土地来还债，那么农民能分到什么东西。第三个，任何一种制度的确立，我们都要考虑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制度才能确立起来。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地使农民有了积极性，产量增加，但是它也有成本，一家一户不好管理，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收益大于他的成本，所以这种制度建立起来。现在搞土地私有化，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的计算一下它的成本和收益呢？我感觉不到这样可以增加什么东西。城边的那些将农业用地改成非农业用地的可能有一些收益，但是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地区好像没有什么收益。第四，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间，大量的事实证明，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都下岗了。但是工人是有组织的，有工会，农民是没有组织的，他们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间，到底能得到什么东西呢。第五，土地是一个特殊的蛋糕，蛋糕是可以越做越大，但是土地是不能作大的，而是越来越小。第六，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干部手中去，特别是现在的农民负担过重，土地又不是很值钱，如果城市中有不景气，大量农民返回农村中去，那么怎么办？这里面的基本的矛盾好像和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有些相似，有官僚资本主义，有没有专制主义呢？我们唯一不同的是，土地还是公有。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他们都在打土地的主意。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第十个方面，我们经常说的是，深化改革。我赞成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改革朝既定的轨道下去会怎样？我想以粮价和学费来说明我的担心。1985年以前，农民的粮食就九分五，现在是四毛到五毛，农民的收入大约增长了五倍。学费呢，1985年以前，读小学一年一到二块钱，读初中是两到三块钱，读高中是三到五块钱，我读大学的时候不要钱。那么现在农村农民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呢？小学是600，初中1000-1500，高中是3000-5000，考分不够每一分还要加100块钱，读大学就更贵了。农民的收入涨了五倍，但是农民的孩子读书涨了几百倍，上千倍，学费如此，医疗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这个年龄层次的人80%能读高中，我们的子女80%都不了高中。我在农村工作的时候，大多数人能死在医院里，现在很多人都死在家里，根本进不了医院。改革如果这样改下去，农民还能支撑多久？

　　第十一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农民真的不懂民主吗？我想讲一点，就是村一级民主搞了十几年，到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很多人认为农民不会民主，农民的素质很低。我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说清楚。我当乡长的时候，我领导村里的选举，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找农民要钱，所以乡里面的一切政治资源就是防止农民自治，政治是为这个经济目标服务的。没有经济上独立，哪有政治上的独立呢？这是我们农村自治搞不好的原因。我们在选乡长和村长的过程中，如果我看到农民推选出来的人不听我的话，我就一定不能让他当选。我有党支部、妇联、共青团等等，找农民谈话，我是合法的。我推举我满意的干部当选。如果选举失败的话，最后我还是公布一个干部。所以农民会觉得这个选举有什么意思，无法把一个最优秀的人选出来。所以民主是一种需求，可能与素质无关。我们的农民很会民主的，分田分地、选族长等，都是民主的。只要没有专制的地方，就一定能够生长出民主。当然素质高的人和素质低的人，在民主的程序中采取的具体方法是有差别的。并不是素质高的就要民主，素质低的就不要民主。中国农村的民主要进行的话，如果要交几千亿的负担，民主是不可能进行的。

　　下面讲出路问题。这十几年我读学者专家的书，我也收了很多启发。我觉得解决农村的问题，要有大思路，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一次给农民松绑，国民经济和农村都有一次大的发展。比如说，毛主席解放农民，新中国比旧中国好，这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解放农民，分田单干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到1984年，离土不离乡，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小城镇大发展。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又提出离土又离乡，北京、上海、珠三角的大发展都与此有关。每一次解放农民，都使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大大发展。现在解放农民是不是没有事情可干了呢？不是。如果不解放农民，其他政策都不能找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第一，当前有几个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

　　第一个问题，彻底取消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有很多证明都要交钱，每个证少的几十块，多的几百块，而且农民开了证明进了城以后，还要每个季度回来进行计划生育复检，每年三次。还要收取保证金等。农民进了城以后，城里还要交钱。农民做生意的话，还要交黑社会的保护费。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我既然种地不挣钱，我就要休耕，休耕不交费。

　　第三个问题，要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当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如果一个农民愿意进城，但是白白丢掉他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房产，太可惜了。而农民进城以后，还有个保障的问题。就需要开通城乡产权交易的渠道。我建议建立土地经营社保制度。第一，成立国家土地银行或村土地信用合作社；第二，将农业税和费改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第三，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股权化以后分给农民，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贷款，可以获得贷款进城，也可以用土地的使用股权换取城市的社保资金。进城农民可以在一定时间以一定价格赎回土地的使用权。

　　第四个问题，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作主。我相信他们比我们管的好。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比如，学校不公办，他们办得很好，收费低，质量好。很多事情，当我们管不了的时候，一放，就会有人去管，比如说从农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农村小集镇清洁卫生的管理，都作的很好，成本很低。

　　所以说，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我们最大的生产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要有一个大思路。

　　第二，解决农民问题要有一个大前提，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第一，是给农民同等的民主和真实的权利。第二，是给农民同等的赋税权利。城里人八百块钱起征，但是农村人一出生就要交税。中国100多岁的老人都要承担90多块钱的人头税。第三，要给农民同等的国民财富的占用权。我们的国民财富有10000个亿，农民有多少。城市的一切公用品都是国家安排的，农村的都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并且产权不属于农民，属于国家。并且使用价格比城里都高。所以我们的财政是一个贵族财政，不代表农民的。第四，我们应该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收钱不说，还动不动就要把他们弄回家。民工的子弟不能在城里读书。第五，我们还应该给农民同等的生活财产安全保障权。农民办的粮食加工产，一个命令下来，就得拆，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拆了也不赔。他们的投资和安全没有保障。第六，要给农民同等的发展权。城里人贷款很容易，但是农民贷款很难，利息高，还不一定贷给。如果我们不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要想让农民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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