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重读《资本论》札记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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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中国很少有真正懂得真实经济过程的理论经济学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饱读经济文献的经济学博学者。但是，经济现象并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中演绎出来的。相反，检验经济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模型；看其是不是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可检证的预测以及有效的对策。

　　十几年前，当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生产过剩”时，不仅当时曾受到所有经济学家的一致斥责，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理解“过剩”并非意味着“富有”。对于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生产过剩”是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已应抛弃的过时概念。但是今天，面对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我相信已经没有经济学家（包括当时嘲笑我的人）敢否认这个概念了。

　　在此文中，我想再提出一个在主流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地租”概念，并且说明这个概念将可以如何有效地解释当前国内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重大现实。

　　近一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在湖北乡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当前农村中“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但是，在这种讨论中，迄今却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租问题以及相关连的地租利得流向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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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租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工资、利润、地租是国民经济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劳工，资本家，地产主。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地租表现为地产所有者向市场提供一块土地所取得的经济收益。马克思曾指出，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地租会参与资本的形成。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几乎不谈地租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重要概念被取消了。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无知于这个问题的原因。

　　*《资本论》第三卷，第701页。

　　我在1997年3月发表的一个经济报告中曾指出现代经济中地租范畴的存在：

　　“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参阅《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第516页。）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这是第一次重新提出并探讨了伴随土地私有化过程发生的资本性地租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当前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以及当前为各界所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房地产及金融业泡沫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深刻而密切的关系。

　　*我在1989年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力过剩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指出中国应警惕金融危机以及泡沫问题，1999年指出失业问题不容忽视以及廉价劳动力是增长源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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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之一体现在城市基本建设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路桥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方面。经常去欧美城市访问的人会发现，除少数新兴地区以外，城市基本面貌和交通设施，自六、七十年代以来，迄今很少有重大变化。而中国则不同，城乡建设及路桥设施日新月异。

　　为什么中国城乡面貌的建设与变化能够如此之快？在资本投入量远远小于欧美的前提下，其发展速度为什么竟能大大快于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公认的答案是：中国国内工程造价低廉，基础设施及路桥建设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但是，人们却很少意识到，造成这种成本低廉的原因，除了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这一点以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土地使用费用即地租的低廉问题。因为在一切建筑物以及交通设施建设成本中，除人工费用、技术费用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地费价格，亦即地租。*

　　*一般来说，生产成本由人工费用、技术（设备）费用、土地费用、资金费用和原料费用五项构成。

　　在发达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制以及相关的地价高昂，使得任何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建设投资中，土地费用即地租远远高于中国。（在美英等国，修一条路或在城乡营造一个小区，由于地产属于私有，如果其业主依法加以阻挠或索价高昂，这条路和这个小区即很难兴建。）而中国由于土地属于国有，导致公用土地征地费用较为低廉，因而城市基础建设、交通建设的成本相对也较为低廉；这正是近年中国城市及交通面貌能够以较小的投资额而取得飞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将土地由私人所有转变为国有的社会变革，在今天乃成为惠及后代的一项巨大遗产和财富。正是由于这一笔财富，三峡、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公路，大规模城市建设才能够以较低的地租——土地成本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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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地租？简明地讲，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费用。地租与土地价格具有直接关系。马克思曾就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化土地价格给出过一个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资金年利率=土地基础价格。（这个公式可以称作马克思基础地价公式）*地租是与土地的所有权即垄断权直接关联的。换句话说，土地是谁的，谁就拥有地租，地租就向谁支付。当土地由私人所有时，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拥有地租。在市场经济下，地租即土地价格也具有迎合市场供求情况的流动性。需求愈大，地价愈高，导致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这种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如李嘉图）所讲的级差地租。

　　*“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虚拟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但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三，P，702）

　　但是在国有制下，由于土地由国家垄断，当国家作为社会事业的投资者使用自己拥有的国有土地时，它几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价格。当国家征用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也是国有的土地时，价格也相当低廉。可以说，土地成本的低廉，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城乡快速发展、工业化快速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曾指出，土地私有权的否定，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必要社会条件之一。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论中曾经指出（1998年），近年中国经济腾飞并导致“中国出口品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这个观点自我首先提出后，后来被国内外论者到处剽袭。我提出这个观点，指出人口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有利于工业化，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所流行的却恰是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拖了中国工业化的后腿。

　　但是当时我还未认识到，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土地地租的低廉。中国土地地租（即土地成本）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资积极涌入中国的重大原因。（开发区、特区的开辟，其经济吸引力的重大方面，就是向外商提供较廉价的土地使用权，即廉价地租。）

　　换句话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强劲竞争力，是由于其价格低廉。而价格低廉的两大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而一旦实施地产私有化和市场化（展开价格自由竞争），则土地成本即将高速上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势必发生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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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廉地租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开发业高度发展、利润巨大的主要原因。九十年代初中国一些地区掀起了圈地运动。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作虚拟评估，根据评估价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资金。

　　这一套办法是模拟西方土地市场的。但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实际上，当国家允许地产商将国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时，国家犯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国有土地抵押给国有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即名义上的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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