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

　　（四）大规模城乡流动源源不断

　　由于农业的回报很有限，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就变得异常重要。为了实现家庭联合效用的最大化，作为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农民不得不理性地分配户内劳动力资源，以便在小块地之外寻求多样化的生计与收入来源。像其他加入全球重构行列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成了一些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农户补充生计和脱贫的重要途径。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到2005年底全国流动人口接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15-59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流动的主体，接近1.2亿。而且流动人口中女性与男性基本持平，男性占51%，女性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6）。由于男性和男女青年更有可能转移出农业进入当地或城市的非农行业，绝大多数已婚妇女滞留农村从事农作活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被全球化裹挟的我国乡村居民还将继续不断地转移出来。青壮年男女的大量外流无论对于留守家庭还是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私有化与商业化大行其道

　　改革之初，许多地方长期积累起来的公共资本（含物理与社会资本），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包括水库、灌溉水渠、草场、林木及梯田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连同大型机械化农具，甚至教育与健康设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和商业化了。伴随集体解体，农村社区在维持和建设公共资本上的集体行动也大为削弱（Hu，2005）。这些事实和法律上的私有化大大增加了农村弱势人群尤其是妇女的脆弱性。与此同时，随着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体系进程的加快，农民被推向了充满风险、高度竞争并且发育不良的市场。农民仅靠自己所种已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他们被迫种植并出售更多作物包括经济作物。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现金收入。沉重的人口包袱、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以及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导致了对乡村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和对大自然的空前破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由全球化过程引致的这类地方性实践，不仅对主要依靠土地为生的务农妇女而且对于我国乡村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六）国家从某些公共服务中撤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巨变。改革前未曾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逐渐走到了前台，而以前作为主要政治经济演员的国家则从农村发展的某些领域撤退出去。国家不但削减了农村公共开支，而且减少对健康、教育等社会服务的投资。人民公社撤销，集体制瓦解，地方分权的实施以及国家从农村抽身，使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落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然而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往往捉襟见肘，当地政府空有责任却无能力和资源担当起这些责任。如下文所述，这导致了一些弱势人群尤其贫困妇女在获得健康、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上述所有变化殆无一不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息息相关。这种全球化过程不能不对“三农”有全方位而深刻的影响。而对三农的有形无形影响又不能不触及社会性别关系。不过辩证讲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全球化影响下的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变迁给农村妇女和男性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乃至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弱势人群尤其是西部弱势男女毕竟是在不利处境下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撤退和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多重挤压”下，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脆弱人群的脆弱性于是大为增加，一些贫困户和贫困妇女的生活和生计陷入了多重风险和危机之中，从而不成比例地承受了发展的代价（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UNDP，2005）。几十年来, “三农”领域原有的男女不平等并未消解，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更多更为棘手的新挑战。难怪澳大利亚学者杰华（2006：27）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妇女成为全球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凡此种种也都表明，对任何农村妇女或社会性别问题的探讨都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的“三农”现实。

　　环顾整个世界，全球化时代乡村贫弱乡村妇女进一步走向边缘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和必然。虽然历经了几十年轰轰烈烈的国际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还不得不遗憾地写道,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社会性别不平等依然是世上所有不平等中最深刻而普遍的不平等（UNDP，2005）。这无疑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概括。全球化的冲击、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歧视、乡村贫困、性别歧视、社会排斥和边缘化通常在村民日常生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透过互为关联的三个农的角度来审视社会性别关系，我们得以动态而立体地观察到“三农”危机另一些面相。

　　三、农民中的“输家”和“赢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在13亿人口中仍有约7.3亿（约占55%）居住在乡村，9亿多为农业户籍人口。假如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更准确地讲“三农”的核心是社会性别化的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78年的0.53上升到2005年的0.777，提高了将近50%（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8）。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类发展成就。然而，这种聚合性数字掩盖了不同地区、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的发展鸿沟。

　　同集体化时代相比，乡村居民在吃穿住行方面状况大为改观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村居民仍被“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其老”等民生之痛所困扰。“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甚至被喻作“新三座大山”。占乡村人口半数的广大农村妇女分散在约2.5亿小农户之中，全球化场景中农村社会的“赢家”和“输家”因而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多样化。下文将从教育、保健和基本社会保障三个维度考量两性发展的得失。影响两性福祉、能力及能动性的人力资本方面也是受全球化冲击较明显的几个领域。

　　（一）受教育程度

　　农村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同男性仍有较大的差距。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妇女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占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占58.8%，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成年人识字方面的性别差距就更明显了。从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来看，1990年农村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文盲率为37.1%（男性为15.7%），到2000年该比例下降为16.9%（男性为6.5%）。1990年农村女性占文盲人口的69.5%，到2000年仍占71.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00年城市女文盲为4.3%，男文盲为1.7%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年第45和58页)。全国3700万青壮年文盲中妇女占了7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妇女，而且还有为数相当庞大的处于盛年期的农业生产主力军。如此之大的性别差距不能不对妇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数字背后的微观现实恐怕更值得深思。以笔者2003-2004年做了半年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内蒙一个村落（此后称营子村）为例子，这里40-50岁以上的妇女多半识字不多，或只认得几个字，连基本的记帐能力都没。据2004年的估算，在146户374个20和20岁以上的居民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年，男性为4.4年。其中40-59岁妇女平均受2.2年教育，而同龄男性为5.1年。在整个自然村71个文盲当中，51人(71%)是妇女, 34人是属于40-59岁(生于1944-1963年)这个年龄组的。更何况经年累月的劳顿，致使许多已婚妇女即便受过的一点初级教育也消失殆尽，“我们读的一点书都就着饭吃掉了！”在半年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听到过许多中老年妇女关于其不通文墨的窘境和尴尬：“我不敢扔掉家里任何一张有字的纸，生怕是什么重要的字据或文件”；“我有一次竟然把媳妇用的避孕药片当成感冒药了”；“不识字的妇女就像当院里的木头疙瘩一窍不通”；“我们这一代农村妇女生在锅台前，死在锅台后，出门就像个瞎子，到了县城总晕头转向的不但分不清东西南北，连厕所都找不到，即使被人卖到别处去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引自胡玉坤，2006）。

　　放眼全球，世界各地的无数证据表明，提高弱势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突破提高妇女地位过程中的许多瓶颈。即便是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里，文化水平低下、缺乏对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使农村妇女难以获得有酬就业就会，妨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使她们在非农转移过程和农业以外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大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不高使农村妇女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更别提在法律框架下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切对社区和农村发展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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