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1、基本体制矛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

　　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部门垄断的国家资产，供后人以各种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显然，人们都急于去参与分配、占有，而把解决二元体制矛盾的困难留给后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如汗牛充栋，本文不赘述；谨就这个基本体制矛盾不能解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做分析：

　　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10年前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农产品需求是国家保障的、高度集中的，需求弹性很小；而农民的供给则不仅首先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其商品部分也是高度分散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城乡两种体制条件下“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不可能稳定。因此，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波动就是无序的，导致小农取向于追求保险的“兼业经营”；这又使得数亿小农从事的农业经营规模更进一步“细碎化”；转而，不规模又更加放大市场波动……。80年代小农经济恢复以来出现的3次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并呈周期性表现，即可为例证。

　　不仅如此，随农村人口增加农地逐渐“福利化”，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商品生产功能日益减少。纳而逊50年代提出的“人口陷井（低水平均衡）”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矛盾。如果不能把农地超载的农业人口转移出去，则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势得其反；因为这种投入背后隐含着的是政府补贴。显然任何政府都补不起如此庞大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中国农业人口。

　　有人极而言之：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欧美国家一贯尽力维护本国通过历史上殖民地战争掠夺的资源，尤其重视保护与生态相关的农业资源，并不允许农场主充分利用，而且都是以财政补贴休耕限产的。近年来的“WTO”和“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显然操纵在西方手里。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小农从事的细小农业面临的国际大农的竞争，30-40年代地处人间天堂的苏杭小农，在国际农产品冲击之下的大量破产，当属前车之鉴。

　　2、决策选择

　　过去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农业集体经济方式搞规模经营，结果是每况愈下。因为无论是一锄加一镰，还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个体的简单加合当然不是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搞规模经营的努力，但农业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局的劳动力过剩而言，“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应是最经济的选择；任何局部地区无论多么发达，搞资本密集型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其投入产出比相对于全局性劳动力过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不得发展；农业也碍难成为独立产业。当然，这并不妨碍少数大城市带着贫民窟超前现代化；不过，其结果会使中国陷入“拉美化”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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