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转变农民身份应是国家战略

　　从一些国家发展历程来看，转变农民身份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由自给经济变为市场经济、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我国，转变农民工身份是打破城乡分割、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因而，我们应把转变农民工身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对待。

　　农民工的最大愿望是转变身份

　　解放后，我国根据两种公有制理论，所建立起来的体制、制度、政策都使城乡的地位不平等，使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农民享受不到同等国民待遇，在精神上受到压抑和蔑视。我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地价剪刀差、知识剪刀差等形式，把农民的钱拿来建设城市，我们虽然消灭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现象，但却形成了城市剥削农村的制度。城市高楼林立、马路宽广，具有现代化的水平。而农村仍然贫困落后、封闭愚昧，比旧时城乡差距还大。这使城乡矛盾十分尖锐。

　　农民在农村无法生活，唯一的出路是外出打工，最大愿望是转变身份，荣返故里，使村里人把自己当作城市人来看待。一旦城市不能接受他们，又无颜返乡，只能像深圳富士康的员工那样跳楼，一方面可以发泄愤懑，另一方面家中还可获得抚恤金。从表面上看，死的是农民工，但从深层次上看，这些跳楼的农民工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殉葬者。

　　转变农民工身份的三个战略思考

　　对待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待农民转变身份的大问题，应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对待，其中工资、社保、公医、小孩上学，甚至户口等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难解决的是计划生育、城市住房、承包地和宅基地等问题，但解决这三个问题又是当务之急。

　　第一，我们应对计划生育这一国策重新考虑，以使城乡实行同一政策。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推行计划生育，取得很大成就，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讲，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国少生4亿多人。但目前看来，计生政策己变异，应重新考虑我们的计生政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为了严格控制人口出生，城市一对夫妇生一个，农村一对夫妇生两个，对超生者征收超生费，作为一项严厉处罚措施。进入新世纪，超生费改头换面成了“社会抚养费”。在中央取消农业税后，“社会抚养费”就成为基层财政增收的真金白银。还成立“计生法院”强制征收。由于社会抚养费成为“你生孩子我发财”，因此就用“放水养鱼”的伎俩来创收。而收入又不交财政，基本上是坐收坐支。社会抚养费数额不菲，成为基层收入的主要来源，已丧失计生政策的调节作用，反而成为鼓励超生、贪污腐败滋生的温床。

　　我们原来规定城市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虽然限制了人口的増长，却有许多社会后遗症。一是一个孩子照顾父母2人、祖父母2人、外祖父母2人，三家 6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结婚，双方老人都健在，一对年轻夫妇要照顾6家12个老人、还有自己1个孩子，负担子太重了。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规定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这既符合人口的简单再生产规律，又符合一般人之常情。二是有人建议：国家应规定不论城市和农村，一对夫妇有生两个孩子的权利。这两个孩子指标可以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比如有的夫妇只要一个孩子，另一指标可转让，比如为5万元。另一夫妇花5万元可生三胎，整个人口没有増加，得5万元的夫妇可以作为资本经营。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理念也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多生孩子。如果这一政策形成一种理念，人们都能自觉遵守，就不需要计生委和“计生法庭”等机构了，这样可以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社会成本。

　　从上面可以看出，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完成历史使命，现有的计生政策又面临农民工问题的挑战，如何让市民和农民工享受统一的计生政策应成为国家的战略考虑。

　　第二，农民工由农民转变为居民，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其在城市是否有住房。

　　长远来看，中国即便解决了农民工户口等方面的问题，农民工的双重身份的帽子还是摘不掉。农民工只有在城市有住房，全家人融于市民生活，才算真正转变身份。我在2004年初写文章，呼吁大中城市为农民工建宿舍。当时就指出：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为城市做出重大贡献，城市应予回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为他们盖宿舍。只有有了住房，农民工在城市才能安家落户，才会爱护城市，这样有利于城市秩序建设；只有有了住房，才有利于把他们组织起来，自律约束，使其纳入城市生活；只有有了住房，使农民工离开卫生条件差、不安全的城乡结合部，免于房东的盘剥，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文明水平；只有有了住房，才能缓解春节时农民工返乡高潮，减轻社会成本；只有住房，才能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缓解“三农”矛盾。

　　各城市应根据目前农民工情况，拨出一些土地，建出租房，低价出租给农民工，亏损由城市财政补贴。等到一些人有条件买房时，这时农民身份才可以完全转变。

　　第三，国家应该把保护农民工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纳入整体发展战略。

　　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农民唯一可生存的资源。对于承包地的归属，中央已有规定“永久不变”，同时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来转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既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源，也可作为农民工转变身份的资本来源。所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其承包地不应收回，应由农民工自行处理。

　　农民的宅基地应与市民的住宅一样，可以自由买卖，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目前只允许农民来城市买房子，城市吸收农民的钱，为什么不允许城市人去农村买房子，让农村吸收城市的钱？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市场原则。农民转让土地或宅基地就有转变身份的资本来源，就可以做非农业经营，也可进城买房子，政府千万不要因为农民进城就触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就侵犯农民的利益。

　　因此，国家应该把保护农民工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纳入整体发展的战略，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何伟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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