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新期待：理顺关系 拓展空间

　　农民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们是“工人中的农民”，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他们的前面是工人，是城市；他们的后面是农民，是农村。他们最期盼的是有一种制度能积极推进他们加入前面的行列，即使退后一步也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农民与农业

　　在传统的观念中，农业是农民的产业，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和主力。的确，自新石器时代农业产生后，人类摆脱渔猎经济就依附于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男耕女织的传统中传承和发展着农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打破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国家重视并不断加大农业投入，我国农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农业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农业已经不再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政府成为农业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如大江大河的治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气象预报、病虫害防治等都是政府的职能和责任。近些年，政府对农业投入量日益增加，但由于投入结构的低效率及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度不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效益。目前，政府还没有建立一种较为合理的投入机制，资金投入以项目建设为主，基层不得不跑部跑省，损耗大、成本高，而且大多利用一个农业项目应付多个项目投入，大部分资金用在城镇建设等非农方面，真正用于农业的非常有限，致使本来十分脆弱的农业雪上加霜。二是农民不再只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从“全耕时代”演进到“半耕时代”。在时间上，农民从事农业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职业上，农业从业人员绝对数减少，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许多种粮的变成吃粮的，一些农民把农业当成副业；在收入上，农民不再仅仅依靠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在劳动力的配置上，年青农民既不愿种地也不会种地，青壮年基本上转移到城镇，从事农业的主要是“386199”部队，在体力上难以承受田间耕作的较高强度劳动，在智力上难以接受新信息和新技术。一些地方的农业成为农业企业家的产业，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谁来耕田种地”的尴尬现实。

　　日本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建设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农业，但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着难题：一是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小，加上农地抛荒和用作住宅地，耕地面积还在减少；二是农业就业人口少，只占总人口3%左右，从业人员高龄化现象严重，且呈不断减少趋势；三是农产品自给率低，对进口的依赖性强。为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允许工商业企业介入农业，但必须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理。实行稳定品种经营对策，其核心就是对想干、能干农业的组织给予认定（称为认定农业者），并以多种政策性补贴资金以及贷款优惠政策向其倾斜，有效制止农地被撂荒。二是实施农业接班人计划，培养新一代农业接班人。大力发展农村医疗、社会福利等事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到农村务农；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年青人到农村体验学习，让他们了解农村，增加对农业的兴趣，为未来培养生力军。三是建立多样化农业体系。通过立法等途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实现“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保护农业环境”三位一体的目标。

　　忧患意识强、支持力度大、投入机制合理，日本发展农业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结合国情吸纳日本经验，时刻绷紧“农业真危险”这根弦，努力促进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一应解决好有人种地问题，健全农业教育体系，培养职业化农民。农业后继无人是社会均衡发展的最大障碍。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和谐、均衡、健康发展都必须依靠健全的农业教育体系来完成。必须统筹教育培训资源，采取各部门紧密合作的工作模式，建立健全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规模适度、开放有序的农业教育体系，由农业职业高中、高职院校、本科大学以及各种培训机构，培训不同层次的农业人才，支撑后继农民的教育和培养。二应解决好有钱种地问题，完善财政支农机制。提高农业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增强资金投入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度，政策性补贴支出转投农业生产环节，扩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项目中直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支出比例，增加支援农业生产项目支出、农业科技费和农村教育费支出。改进财政投入方式，统筹分配农业项目和资金，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资金损耗；整合涉农资金，集中财力发展优势项目；加强对农业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监督，保证资金用途。三应解决好社会合力种地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农民自身投资农业，引导更多的组织和个人进入农村，服务农业，培育农民。四应解决好可持续种地问题，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农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与农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农民被固化在农村。计划经济的大集体时期，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使农民想进城却很难“越雷池一步”：首先要向“集体”请假，起码也要得到生产队长的允许；其次要到生产队、大队、公社开介绍信；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粮票，否则进城后，就是钱再多也买不到饭吃。而粮票是城里人和“商品粮户口”的专利，农民无权得到。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始终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再加上传统的“人恋故土土恋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只能“安贫乐道”。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解体，今天的人们能够自由流动，农民开始摆脱农村的束缚，可以随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特别是“民工潮”的兴起，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打工、居住和生活，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在农村生活的大部分人只是留守老人和儿童，有的全家长期外出，一户只有一把锁。很多农民特别是年青人长期出门在外，乡土观念日益淡化，家乡感情日益淡漠，极力想挣脱农村、跳出“农门”。农村空心化现象和乡土观念的淡化，使农村面临着“谁是主人”、“谁来建设”等现实问题。

　　现在一味极力鼓吹农民进城，把减少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论调一边倒。就目前的国情而言，这种论调是不现实的。中国城市现有的容纳能力，不可能解决好大规模进城农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农民的“一亩三分地”在农村，农民的根和生活天地在农村，农民的地缘、人缘、情缘都与农村血肉相连。因此，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我国解决农民问题的主战场仍然在农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只能是农民。对农民而言，与城市的连接只是眼前的诱惑，与乡村的连接却是心灵的脐带。重新理顺和巩固农民与农村的关系，是确保农村长期发展的必要之举。世界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都无一例外是同时推进的。

　　一是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各级政府和主流媒体要清醒面对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这个阶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现实，决不能没有节制地宣传、引导、动员农民进城，让农民感到城里遍地流金，从而失去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理性判断。必须认识到过快和过度城市化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防止掉入拉美陷阱。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过度城市化使农村凋敝，国家为此新成立了农村发展部，采取买地给农民、将国有土地分给农民等措施，鼓励农民回到农村。这一教训不应在中国重演。应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舆论，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性、重要性，号召农民返乡创业，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二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和投入。提高国家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比重，使公共财政支出广泛覆盖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对农村的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和公共产品的服务普惠到农村每一个角落。统筹城乡资源配置，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积极引导城市资源进入农村，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组合和一体化，促进农村繁荣与发展。

　　三是引导农民理性选择职业。应准确把握农民的分化分层情况，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素质，帮助、引导和支持农民做好“不当农民、兼当农民、当好农民”的职业分化。第一是“不当农民”，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并能够通过自身技能在城市谋生和生存。应着重于创造条件，使他们进得了城、扎得下根。第二是“兼当农民”，这部分人在工农之间往返，既在城市或乡镇企业短期做工增加收入，又在农村种田种地。应着重于引导他们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第三是“当好农民”，这部分人扎根于农村，做职业化的农民。应着重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整体素质，扶持他们发展现代农业，逐步把他们培养成为职业化的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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