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川：三农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国家前途

　　首先，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巨大问题。2010年，卖地的土地收入占据全国财收比重33.75%，占地方政府的比重为74.14%。地方政府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点，没有好的企业、项目，因此就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没有办法进行新的投资和建设，没有办法改变城市和乡村面貌，由此恶性循环又采取土地财政的方式。

　　其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健康的背景下，农民即使进了城，也不会有稳定的工作。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稳定的工作，很可能会失去生活来源。大规模开展这样的进城方式，很可能在未来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令国人非常头痛的高房价等问题，这些不再细说。

　　在土地财政，变农民为市民的方式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其它许多政策和办法。

　　比如一些地方，农民缴纳一定的社保费用，到退休年龄之后，领取城市社会保障退休金，变农民为市民。

　　还有一些地方，出现整村整村的农业人口，变为城镇户口。虽然是城镇户口，但是却不享受城镇待遇，在医保、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并未享受优惠。

　　这样的现象正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很明显，这样的方法无法解决三农问题。这只是地方政府官员提高政绩的一个手段，提高城镇化率，改变统计数字，变相解决三农问题。这样的政策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使得矛盾越来越严重。

　　4、政府扶持，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农民就业

　　第四种道路，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企业和工厂。创建稳定的工作岗位，让农民能够在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逐步把农民从农村引入城市，进城农民的土地依法转让给种粮大户或者合作社。农民依旧享有土地的承包权，只是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土地依旧归农村集体和国家所有。

　　在创建新的工业区时，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中国的许多产能已经生产过剩，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附加值、低端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新的工业区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从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将国内市场搞活，以国内市场来消费目前中国的产品，而不是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来消费中国的产品。逐步将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下来。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约49%，出口占GDP比重约25.4%（以1美元兑换6.3人民币计算），远远超过日本、美国等外贸型经济国家。日本、美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常年维持在10%—20%左右。这使得我国经济极易受世界市场影响。当欧美出现经济危机时，中国老百姓就跟着倒霉。

　　单纯依赖东部沿海9个省份解决中国青年和农民的就业问题，是靠不住的。把所有产业都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将失去国防纵深，这对国家安全是极大威胁。另外，一个经济结构失衡的国家很难持久。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但是，这个任务是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的，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市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逐利的。市场从来都是加剧贫富分化，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鼓吹的，“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最大化”。老百姓早就看的很清楚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人越来越没钱”。

　　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为人民服务，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均衡社会发展，削肥补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无需管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胡说八道。

　　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和进度应该扩展起来，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汶川大地震的应对机制。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其它省市援建对应的受灾城市，可以参照这个模式，让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援建西部省份，发挥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发挥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两个地区进行优势互补，可以考虑将此将此计入官员的考评机制。

　　5、政府扶持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第五种道路，就是让农民呆在农村，把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供销流通体系，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机械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将中间商环节挤出去，把利润留给农民。（参考了余云辉先生的《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思路》一文）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将假货、残次品排除在外，将食品分出等级来。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可以将目前的食品安全等问题都解决掉。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另外，应在农村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地区的环境，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将这一类事情，交给当地的农民集体组织来做，提高农民收入，避免大部分收入都落入承包商手中。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建设，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

　　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万元。

　　华西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华西村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好干部，一个就是集体化经济。1970年代末，我国在农村很多地区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

　　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算是华西村的一个注脚。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但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小岗村却还是贫困不堪。后来安徽省财政厅去了个好干部沈浩，帮助小岗拉钱、拉资源、拉企业，小岗才有了起色。但是沈浩在参观华西村之后，却还是感叹，华西村和小岗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浩是个好干部，这样的好干部若是放在一个集体化的村子，一定会大有作为。但是在憋屈的小岗村，沈浩最终却累死了、憋屈死了，把命都搭进去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小岗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今天，小岗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公社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他在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在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村，国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大事，前三十年，我们修起86258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最近30年我们修建了827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前三十年，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投入钱，地方政府花费了很少的钱，我们却修起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钱维修红旗渠，却维修出了豆腐渣工程。农民在为自己做事时，可以不计成本，而且非常注重工程质量，但是承包商却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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