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 问题：当代中国穿越历史的戈尔迪之结

　　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穿越历史的戈尔迪之结（戈尔迪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基亚的国王，他在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瓣不出头尾的复杂的结子，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过了许多世纪，到了公元前334年春马其顿亚历山大远征波斯，他在小亚细亚获胜，并进入山区，军队留在弗里基亚过冬。在这里有人请亚历山大看这个古老的“戈尔迪之结”，他试图解开，但没有成功。这时他抽出了宝剑，一下子把结子劈成了两半），而化解“三农”问题的途径只能是挥起亚历山大王之剑！？

　　一

　　至少自1980年代初开始，人们已将 “三农”问题“定位”为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可以这么说，至少自1980年代初以来，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都在深刻认识这两个基本矛盾基础上展开。人们试图找到或多或少地消解这两个矛盾有效果的政策。有意思的是，在最近的30年，一些以化解两个主要矛盾为出发点的“三农” 政策，往往不知不觉地走向矛盾的反面。

　　如，在最近的30年，因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同一硬币的正面与反面）的推进，第一次解决了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但也遗留下传统意义上的地租问题。在1980年代以前的30年，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的的途径用“剪刀差”榨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最近的30年，政府和土地开发商通过极其廉价甚至无偿征地的方式，从农民身上巧取豪夺城市化的“原始积累”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1980年代以前30年用“剪刀差”榨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总额。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绝大部分牺牲都要农民来承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又如，在最近的30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显示着起飞形的高速度，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化解，而且反而得到扩大。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1,差距指数为0.45,即农村居民收入比城市居民收入落后45%；1990年代中后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为2.50:1左右,差距指数为0.60；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1年为2.90:1，2002年为3.11:1，2004年为3.21:1，2006年为3.28:1，2009年为3.33:1，差距指数达0.70，即农村居民收入比城市居民收入落后70%。若将城乡消费、教育、就业等差距一起考虑，在最近的30年，中国事实上走的是以不平等为代价的增长之路。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找到消解那两个矛盾的“政策”，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

　　上述现象如同人们已经知道那个宙斯神庙里的戈尔迪之结，但解结的方法却找不着北。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自198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的关注，并对之作一深刻的检讨。

　　二

　　改革之初，人们的心头之痛是如何消解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的的途径用“剪刀差”榨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方式。想不到的是，我们会在改革的名义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地租榨取，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原始资本积累”。 据研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美国用了70年、日本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基本上抹平了城乡差距。也就是说，人家在自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也自觉地努力着“抹平城乡差距”。我们却在最近的30年“扩大城乡差距”，正是从这一角度说，自1980年代以来，既没有找到消解那两个矛盾的“三农”“政策”，而且这些“政策”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 而在最近的30年遗留下的传统意义上的地租问题，又演化为一个全社会的深刻的问题——在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的今天，土地问题成为靠地为生的农民的关键，土地问题又牵动着农村非农民（拥有土地而又离土的农民），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又表现为土地问题。

　　这里，仅用2012年“土地财政”现象加以说明。“土地财政”有卖地生财、附地生财和押地生财三个资金来源。2012年卖地生财（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为2.69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2012年附地生财（相关的税收）的规模为1.0万亿归地方政府所有，0.79万亿土地相关营业税由中央和地方分享；2012年押地生财（抵押土地贷款）的规模为1.27万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政府及国有地方融资平台，成为新的地方债；2012年用于贷款抵押土地面积为4.19万公倾（相当于95个钓鱼岛）。不管“土地财政”如何庞大，终究都从土地开始。土地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农民哪里征地。按照2012年11月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出台前的征地补偿标准，1亩土地补偿额度为4至5万元左右，同期城市土地成交价为土地补偿额度的50至70倍左右。

　　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它的财政基础就是“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的实现，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三位一体为载体。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竟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现代”“土地财政”竟然是传统“土地财政”以现代市场经济为载体的复活！

　　现时的土地问题，并非“中国国情”的特例，许多国家都曾经发生过。自古以来，一般都把土地改革作为治疗国家弊端的良方，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土地改革能导致永久提供公正和平等的的土地划分。近现代以来，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先例是美国的建国者所开创的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包含着同资本、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改革等内容，促成了农业的发展。英国在18-19世纪成为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就较为成功地处理农民的“家庭生产方式”问题，使农民家庭经济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仍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东方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以成功地调动其传统力量而著称，成功的奥秘在于顺着传统走出传统。不论那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坎坷曲折，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美国就处于非农化时代，农业也经历着市场机制的危机，农民也经受着城市化的阵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土地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可能是搞的比较糟糕的国家之一。在最近的30年，也企图通过“家庭承包”（实质上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走向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类似日本的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道路，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从传统走向传统——传统的力量被放大到极大值而得到“复兴”。

　　改革之初，“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发起人的“四君子（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之一的刘佑成还是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当年只有34岁。1987年初，刘佑成主编了《青年经济学者》丛书（主编：刘佑成、王晓鲁，编委：王晓鲁、白南风、刘佑成、朱嘉明、何家成、张少杰、郑世民、高梁、蒋跃、孟昕）。他把“发展所”前身改革之初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周其仁、杜鹰、邱继成、高小蒙、罗小朋、邓英淘、白南生、高山、陈锡文等人的论文集结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他们认为，今天农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价格合理不合理，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中，只有非农产业的较快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才能使我国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形成一个比较恰当的比例，才有可能实现适当的土地经营规模------。他们还就土地经营规模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依靠集体的控制权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还是依靠个人间的转包，甚至所有权的让渡？可以这么说，1980年代的“年轻人”的想法是朴实无华的：在一个历史上以至于今日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究竟以什么运行组织方式来替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家心里都明白，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口同土地的矛盾，土地是种植业的基本生产资料，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的耕地不能负担，就发生冲突；在唐朝中叶以前，中国解决人口同土地的矛盾的主要方法是开垦荒地，向边远地方大规模移民；从唐朝中叶以后，大部分可开垦荒地已利用，人口同土地的矛盾通过周期重新分配土地来解决；土地的逐渐兼并使社会矛盾激化，然后通过动荡重新进行分配；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或者通过政府内部改良的方式，或者采取下层农民起义的方式——明白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今天，在土地问题上的话题，改革之初的那代青年经济学者——该说都已说了！因而很难找到有新鲜感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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