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兴庆：从全球大背景看我国“三农”发展走向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　叶兴庆

　　采访人：本报记者　余瑶

　　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应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叶兴庆：比较优势既要从国内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来看，也要从全球范围的比较来看。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原来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其不利的一面在逐步显现，导致农业发展面临国内外成本和价格倒挂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发挥小规模农业的比较优势。要把农业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鲜活农产品生产上，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要通过产业链的改造和农业多种功能的释放，重新构造农业的竞争优势；要从产量导向转向品质导向，通过品质的提高和优化来弥补成本上不利的一面，让消费者愿意为国产优质农产品付更高价格，以高价格覆盖高成本，以高品质支撑高价格。这样才能让小规模农业有生存的空间，这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记者：当前绿色发展方式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您如何看待我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关系？

　　叶兴庆：过去在追求增产的压力下，我们采取了各种手段，甚至是不计代价来提高产量，这个代价包括过度消耗资源、透支生态环境。经过7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几个大的台阶，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变化，老百姓从要求吃饱变为要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营养，需求的变化对农业发展的理念带来新的要求。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一方面要靠政府用“有形之手”来撬动。退耕还林、化肥农药减量、畜牧业和水产养殖的布局调整等，都是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让按照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市场认可。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品牌的培育、营销模式的改造、可追溯体系的运用等。还有就是通过科技评价体系的改变来引导科技创新方向和创新重点的转变。以前评价科技成果水平高低主要看增产多少，今后要注意看资源节约的程度、对环境的友好程度。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多维度采取措施形成一个政策组合，实行新的政策组合才能够实现新的发展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记者：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格局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这种变化？

　　叶兴庆：“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应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构想。目前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集中度比较高，主要农产品前5位进口来源国在总进口量中所占比重普遍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的大国，体量大，未来农产品进口还会不断增长。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不少是农业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而且一些具有潜力和优势的产品恰恰是我们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从战略上在沿线国家培育更多的农产品来源地，这对我们国家和沿线国家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记者：您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叶兴庆：中美贸易中，在工业品上我们存在顺差，在农产品上我们存在逆差。所以在前一阶段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们更多的是把对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反制手段。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或者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不能够得到消除，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重要农产品贸易格局，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大豆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肯定会下降。我相信美国人认识到了如果不结束贸易战全球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格局将会重构这一点。

　　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方将按市场原则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这有利于满足国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对国内相关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还要看到，这也有利于发挥农业在维系中美经贸关系中“锚”的作用。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作用

　　记者：您曾多次提出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需要进行改革，以往的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近些年来进行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等尝试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叶兴庆：200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重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起始年份。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粮食连年增产。但是随着最低收购价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比如价格倒挂，再比如支持制度本身是否符合WTO规则也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大概经过10年的运行，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一套支持政策有问题。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国对这套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改革。

　　2014年又是一个节点性的年份。这一年对新疆的棉花和东北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试点，随后取消了油菜籽和食糖的临时收储。从2016年开始，玉米取消临时收储，实行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第一轮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结束以后，2017年开始，棉花实行第二轮的目标价格补贴，大豆跟玉米一样，实行生产者补贴加市场化收购。

　　现在来看，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仍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进一步完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还是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我们都必须考虑到WTO规则的合规性问题。2019年上半年，世贸组织发布了专家组和争端解决机构的两份报告，一个是认为我们对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的操作办法导致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超过了8.5%的上限；另外一个报告裁定认为中国对农产品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特别是在国营贸易上的管理办法，跟中国当年加入WTO时的承诺存在一些偏差。

　　未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调整完善，要向着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入市承诺、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向发展，主要政策取向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农产品特别是稻谷、小麦作为口粮，要保证它的供应，保障它的安全，政府支持政策也不能缺位。

　　其实，根据世贸组织《农业协定》关于“绿箱”措施的规定，有大量的措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下一步要充分利用。至于“黄箱”措施，要有效利用非特定产品8.5%的空间。比如，按照10万亿元的农产品产值计算，8.5%的非特定产品“黄箱”空间就是8500亿元，这个空间我们用得还很少。所以即便是按照WTO的规则来做，农业的支持空间仍然很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新的农业支持政策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是大有可为的。

　　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

　　记者：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您认为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迎来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挑战呢？

　　叶兴庆：这些年在乡村治理上我们一直是在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县下的乡村建立新的治理体制，通俗地叫“乡政村治”。这套治理体制经过20多年的运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但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乡政村治”这套治理体制内在的缺陷逐步暴露。一是乡村的人口构成在变；二是治理的事项发生了变化。以前要收统购粮，实行计划生育，农村有些基本的公共设施要靠农民摊派。现在，农村需要治理的事项变了，比如环境问题、集体资产问题、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以后的所有权问题等。

　　因为人在变、治理的事项在变，乡村治理的机制也应该变，所以十九大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仍然要发挥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整个国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乡村事务里面大量的事情，特别涉及财产权利的问题，更多要靠现有的法律来维护执行，不能简单地实行自治。不过自治和法治都是有成本的，德治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大家在一个村的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里，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么矛盾纠纷的概率就会降下来。所以未来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自治、法治、德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边界。

　　记者：法治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叶兴庆：第一是要普法。一部分地方、一部分农民群体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所以强化法治的观念、理念，普及法律常识，是实现乡村法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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