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鹏：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

　　【内容提要】 围绕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经济的性质、农民分化的性质与发展趋势、农民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列宁和恰亚诺夫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恰亚诺夫强调农民家庭经营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农民家庭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优势，列宁则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家庭经营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化的内在动力。本文详细梳理了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并对这一争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在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的外在形式虽然得以延续，但其内在的性质和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经济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嵌入于资本主导的分工体系，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关键词】 资本主义,农民经济,内在转型,列宁,恰亚诺夫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农民群体的前途命运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俄国较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农民仍然占人口绝大多数。对于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农民经济的性质与发展前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认识，列宁和恰亚诺夫分别是两个阵营最重要的代表。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恰亚诺夫则从俄国当时的经验现实出发，强调农民家庭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特殊性，以及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农民经济理论。列宁与恰亚诺夫所开启的理论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在延续，并且在当代中国引起强烈的回响。通过对列宁和恰亚诺夫相关理论的系统比较，可以让我们从内在机制上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区别，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问题。①

一、农民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重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西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资产阶级使人口集中在城市，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城市的工业领域。马克思在他思想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主要是以英国经验为案例。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使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马克思对圈地运动的残酷性进行了严厉抨击，指出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但马克思同时又认为，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确实一度认为英国的道路代表着世界普遍的发展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因而，农民和农业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点。在英国之后开始资本主义转型的法国、德国等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英国道路，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俄国的情况与西欧非常不同。19世纪中叶的俄国还保存着野蛮落后的农奴制，是欧洲反动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出俄国农奴制度的落后。沙皇的专制统治激起人民的反抗，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面对内忧外患，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农奴制改革，俄国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本身是由封建农奴主阶级进行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农奴主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很不彻底，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是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但仍然十分落后，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这是当时俄国的现实国情。

　　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俄国社会的性质、俄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领导权问题。19世纪后期，俄国思想界流行的是民粹主义，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偶然现象，是人为措施的结果，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的村社对农民具有保护作用，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对农民的侵害。相对于早期的革命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放弃了推翻沙皇的革命纲领，其政治主张转向祈求政府保护小农经济，维护现有的村社制度。列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民粹派的观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俄国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指出当时的俄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农民群体必然两极分化，产生农村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俄国的村社制度并不能保护农民，反而使俄国农民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在他看来，俄国的前途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为俄国革命做理论上的准备。

二、列宁和恰亚诺夫有关农民经济的争论

　　（一）主要观点的差异

　　对于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前这段时间俄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发展趋势，列宁和恰亚诺夫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家庭经营的性质

　　恰亚诺夫认为，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民是追求劳动-消费均衡的生存小农，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具备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恰亚诺夫指出，把农民农场当作农业企业来看待，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特有的现象，工资、利润、成本、雇佣劳动这些认识范畴完全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俄国的农民农场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民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⑤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农民不会去使用雇佣工人。农场经济的劳动投入量，是以生产者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加的产品带来的“消费满足感”之间的均衡来决定的。如果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民便会不辞辛苦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即便这种劳动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甚至在资本主义企业看来是亏损的，但只要劳动投入能够增加产出，有助于满足消费需求，农民也是愿意的。反之，假如消费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即便有更好的“获利”机会，农民也不愿投入劳动，而是选择更安逸的生活。这就是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小富即安”。相反，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突出特征则是“唯利是图”。正是由于农民满足于“小富即安”，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消费需求，所以就不具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不会内生地产生资本主义。

　　列宁则认为，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农村所处的环境已经是商品经济，农民是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商品生产者，已经具有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指出，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带来交换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对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统计数据表明，俄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严重依赖市场，依赖货币权力。“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甚至在中部农业地带（这个地带与东南边疆地区或各工业省相比，在这方面是最落后的），农民也完全受市场的支配，他们不论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经营方面都为市场所左右，至于赋税那就更不用说了。”⑥俄国农民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农民，而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生产渗入农业的程度越深，农民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2. 农民分化的性质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的分化是农户处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不是阶级分化，不具有可积累性，因此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并不否认农民的分化，但是基于家庭劳动经济的特殊性和劳动消费均衡理论，他认为农民家庭生产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农民家庭农场虽然存在规模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只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分化，而不是阶级分化。农民家庭状况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变化。当家庭劳动力多，抚养人口少时，家庭就会扩大规模；当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少，需要抚养的人口多时，家庭农场的规模就会缩小。总之，农场规模是由家庭人口结构决定的。人口分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不像阶级分化那样具有累积效应，因此农民家庭由穷变富，由富变穷，周而复始，小幅波动，不会走向两极分化，更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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