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鹏：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

　　（二）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列宁和恰亚诺夫所研究的都是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俄国村社的农民经济。面对同一事物，甚至使用相同的研究资料，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对此，我们很容易从政治立场去理解这种差异，以为两位作者都是立场先行。诚如前文所述，有关农民经济性质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俄国社会的性质、俄国革命的领导权，是高度政治化的。列宁和恰亚诺夫都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列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毕生致力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恰亚诺夫在政治立场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希望保留农民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一条改良道路。然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恰亚诺夫，他们对农民经济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地从政治立场出发去随意地裁剪事实，而是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用事实说话。

　　列宁有关农民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在准备和写作这本书期间，列宁正在被监禁和流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列宁耗费了4年多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材料，收集了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使其立论有理有据。23恰亚诺夫著作等身，在其20年的著述生涯中出版了60种专著，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文。《农民经济组织》被公认为是其思想理论最系统的阐述。恰亚诺夫本人就曾经是地方自治局的土地调查员，亲自参与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他的理论建构可以看作是对俄国民粹派持续四十年大规模社会调查资料的系统总结。24在笔者看来，列宁和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问题上观点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的差异。

　　1. 理论视角的不同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同一事物，观察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列宁和恰亚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分别沿着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论路径展开，因而看到了不同的侧面。

　　列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他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初投入革命活动时，他就在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人小组中宣讲过《资本论》的内容。25为了研究俄国农民问题，列宁大量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以英国为例，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的循环等资本运动规律。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英国经验作为案例，是因为英国在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最具有典型性。26马克思通过英国经验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凡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将遵循这一规律。27列宁对俄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延续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作的内在逻辑。一些学者认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列宁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关注俄国社会分工的深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阶级分化等问题。

　　恰亚诺夫是一个标准的学者。他长期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在理论上，恰亚诺夫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民粹派还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西斯蒙第（Sismondi）的思想，否定大生产的优越性，试图维护小生产。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两个特点在恰亚诺夫身上都有体现。恰亚诺夫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不认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应该概括出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在他看来，农民经济理论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特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28他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把经济行为的参与者都抽象和简化成为“理性经济人”的做法，突出农民行为心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试图构建一套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用以对抗资本主义。

　　2. 方法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采取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在掌握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使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形成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然后进一步运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经济现象。列宁对俄国农民经济问题的研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他非常重视经验材料的运用，收集了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但他并不是被经验材料牵着走，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揭示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例如，自治局的统计资料主要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收集的，在设置统计指标时忽视了农民分化问题，普遍采用平均数的指标，从而掩盖了农民分化的事实。列宁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进行了技术化处理，从中揭示出农民分化的现实，以及俄国农村商品经济环境中农民分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列宁的研究还十分注重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与俄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民谈农民。他批评民粹派学者只抓住个别现象，而忽视了事物的本质。“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形式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作者从任何研究著作中信手拈来一些根据和事实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我国民粹派报刊上的大量议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生命力，甚至证明它比农业中的大生产还要优越。所有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个别现象，援引个别事例，根本不想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资本主义农业最近整个演进的基本趋向联系起来。”29

　　恰亚诺夫对农民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他也因此被称为是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在方法论上，恰亚诺夫采用的是经验归纳方法，通过对农民经济活动长期的人类学式的参与式观察和统计调查，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总结出农民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性，进而提炼出有关农民家庭经济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正如他所强调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不是某个理论家臆造出来的，而是对大量的农民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观察的结果，而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只有用这一理论才能进行解释”。30恰亚诺夫反对从理论出发，主张不带理论预设地直接观察经验事实，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突破既有理论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束缚，有利于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提炼新理论，而缺点在于过于依赖直观经验，容易陷入朴素的经验主义。此外，恰亚诺夫坚持去历史的、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强调家庭经营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跨越历史与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希望建立一种不依赖于某个具体经济制度的农民劳动农场组织理论，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性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三、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在当代中国的回响

　　列宁去世之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由于反对农业集体化而遭到清洗，列宁和恰亚诺夫的理论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列宁和恰亚诺夫所争论的主题，包括农民经济的性质、农民分化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小农家庭经营的前途命运等，始终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始终没有停息。31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小农经济历史传统的国家，上述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有关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与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就有很多相通之处。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窑洞的谈话，同样可以看到列宁-恰亚诺夫之争的影子。32在当前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再次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列宁-恰亚诺夫之争也再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热点。

　　（一）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

　　中国有着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造了小农经济，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农业。20世纪70年代末的“分田到户”改革，使中国农业又重新回到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都已经高度分化，并且仍然在加速分化，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并且仍然在加速转型。当前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同传统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农业，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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