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

　　在新一轮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否仍为全球资本积累作贡献；二是如何理解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者。以上两个问题彼此勾连。无论以抵抗的姿态出现，还是以被动的形态卷入全球化体系中，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商品生产者将走向何方，是否仍如上世纪一样，面临被剥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威胁，还是存在新的发展空间，皆关乎今天农业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位置。

本文试图以中国经验对上述争论进行阐释和回应。中国的农业转型在农政问题的过往研究中常常被用来与苏联对照，指出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为工业资本提供积累，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完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Preobrazhensky，  1965），即农政问题中的“资本”问题已经解决。然而，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业领域又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如何在工业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的农政变迁，是中国今天新的农政问题。其中，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规模经营的日渐增多，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围绕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是否具有资本化性质及其对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学界已展开一系列讨论（例如，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贺雪峰，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陈义媛，2013）。事实上，土地的规模经营并非中国农业变迁的唯一表征。农业领域的变迁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小生产者从那时起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关系中，从生产资料的获取到农产品的销售，都越来越依赖市场，农业也在无形中不断受到资本的渗透和控制。本文开头所展示的农资价格的吊诡上涨，正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反映。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①，以此从侧面理解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在今天的存续及其在农业产业中的位置。对此问题的讨论将集中于三个层面：第一，考察集体化时期中国农资生产、流通的特点，以作为农资市场化过程的参照；第二，考察市场化时期，农业化工资本内部的竞争和销售策略，以论述中国农资的市场化过程及其机制；第三，考察农资市场化过程中，农资价格如何得以形塑，农业化工资本②以何种形式渗透到农村。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旨在理解在农政问题中的资本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今天中国农政变迁的意义，尤其是农业是否，以及如何贡献于资本积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在湖南、陕西、河北、安徽、广东、广西、山东等省区的历次调研中对县、乡、村各级农资经销商的访谈。笔者所调研的地区既有主粮作物种植区，也有经济作物种植区。他们的农资经销体系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遵循着相似的内在逻辑。

二、集体化时期的农资生产与流通：国家主导的计划生产与分配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的国家调控和市场化阶段的变革，其市场化过程或多或少地被烙印上集体化时代的印记。这使化肥、农药和高产种子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与以“绿色革命”为特征的印度等国家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这一时期形成的农资生产、流通体系也对此后的农资市场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将高产农作物品种和一些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其中尤其引起关注的是印度的案例。60年代，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合作，在印度资助化肥、高产种子、农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在外来援助和本国的补贴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印度在二十年内小麦产量增长了一倍，水稻增产了50%，迅速地增产使印度常常被当作绿色革命的成功典范。有研究指出，在印度，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充分——脆弱的国家支持和上层土地精英抵抗的结果，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依然存在，使得印度土改及其后的绿色革命仅仅是一场“经济-技术”变革，而未能从“社会-政治”层面改变其国内的不平等状况；而同一时期，正处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中国，由于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基本没有外援，国家在农业方面只做到为其提供基本公共品，但这也基本满足了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需要。（林春，2016）对印度绿色革命的诸多研究表明，在绿色革命之下，富农是主要的受益者，而种子商品化导致的自然物种的消亡使小农的生计受到威胁（Harriss， 2013：355；Sethi， 2006：77-79；Lerche， 2013）。与之相对，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管整个集体化时期的化学投入品数量有限，但在推广和使用上却是普惠性的。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农资产品的使用都由国家主导，这一体系的影响延续至今。

　　理解集体化时期中国农资的生产和流通结构，对理解其后的农资商品化过程以及农资价格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集体化时期农资流通体系的建立也影响着市场化阶段的农资企业经营策略。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除了发挥传统农业技术的优势外，也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农药等支农工业。以化肥为例，旧中国化肥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只有大连和南京两个化肥厂，年产量仅有6000吨；从1953年开始，中国兴建了一批小磷肥厂，随后从苏联引进设备，建立了3个中型氮肥厂。从1969年到1978年的十年，是中国小氮肥厂迅速发展的时期，到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达到1500多个。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从国外引进了生产合成氨和尿素的成套装备，历经6年时间，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这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化肥的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1983年，全国磷肥厂有600多个，其他微量元素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发展，钾肥生产受到资源限制，到1984年全国钾肥产量仅为4万吨。在这一阶段，中国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一部分化肥，一般为国内化肥总资源的10%—20%。（《当代中国的农业》编辑委员会，1992：474-475）上述企业绝大多数为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依靠国内既有资源进行生产，进口量并不大，因而农资定价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这一时期的农资生产和流通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从农资的生产到推广使用，主要依托国有企业、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供销社体系完成，农资的生产和销售均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最大限度地服务农业生产为目标。在农资生产方面，国有企业、各地集体企业是主要的生产企业。与同一时期国家对其他商品价格的控制一样，国家保证农资价格稳定的一个方式是对生产企业进行补贴。为了保证国有工商企业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补贴。资料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国家为稳定物价而给国营工商企业的补贴额度达到每年30亿元—40亿元左右。此外，政府还鼓励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国营工业企业生产的农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尽可能地降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第16册）在农资流通方面，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供销社体系承担主要的流通功能。集体化时期，农药的流通主要通过农业部门来进行，化肥则主要靠供销社体系来流通，两个体系的末梢均在公社一级，也就是今天的乡镇一级，对接的是生产队。根据山东一位在县供销社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原主任介绍，集体化时代，化肥作为稀缺产品，既有计划内价格，也有计划外价格（即市场价格）。以尿素为例，当时的计划内价格比市场价格低1 / 3。国家要求供销社以最低价格将尿素销售给农民，如果按照这一销售价格，尿素生产企业就会亏损，并由国家给予补贴。（H，山东省济宁市某县供销社原主任，2017年5月2日）正因为对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控制，这一时期国家掌握着农资的定价权。在这个意义上，农资在集体化时期的商品性质并不鲜明；相反，由于国家的强力介入，农资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投入品，具有一定的半公共品属性。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定价机制上，农资的价格与粮食价格挂钩，从而使生产者对价格有稳定的预期。在不同地区的访谈中，多年从事农资经营的农资经销商和老人都提到，20世纪80年代，稻谷／小麦的价格与化肥价格成一定比例，因此那时农户对农资价格有稳定的预期。湖南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提到，80年代，1斤稻谷的价格等于1斤尿素的价格；3包碳铵的价格就是1包尿素的价格（每包均为100斤）；磷肥价格不太固定，但总比碳铵价格低一点。这一价格比例几乎持续到今天，除了尿素价格由于90年代末国家开放尿素市场后开始有不可预期的波动，碳铵、磷肥等“传统化肥”的价格仍然保持在低位。（Y老板，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农资经销商，2013年1月19日）但市场化时期新出现的化肥，尤其是复合肥，其定价已经完全不同，价格随品牌而不同。农药的定价机制遵循同样的逻辑。集体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国内生产并使用的农药，如滴滴涕、六六六等，在市场化初期，其价格也相对稳定，只是80年代以后，国务院要求停止上述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生产，鼓励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上述农药才逐渐从市场消失。（《当代中国的农业》编辑委员会，1992：478-479）这一点与传统化肥在市场上被边缘化的情况有所差异。传统农药的边缘化和退出市场，是因为国家对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的明文禁止，而非完全由于其低价位而导致的。尽管如此，传统农药在定价机制上仍与传统化肥有一致性。广西一位农资零售商提到，“老品牌（的农资）各店都有，新品牌都是独家代理，要保护品牌。老品牌的农药，甲胺磷、敌敌畏，时间卖久了，价格就低”。（H老板，广西贺州市富川县农资零售商，2017年3月20日）从集体化时代就开始使用的传统农药，前些年在部分地区的市场上也仍有少量销售，如甲胺磷、敌敌畏等，与传统化肥相似，这些传统农药的价格也始终保持在低位。可预期的低价是集体化时期农资的一个显著特点，其“非商品性”和“非盈利性”的特征对相关农产品的影响延伸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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