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刘志仁 赵树凯 孔祥智 等：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所以我对英洪同志的期望，就是你以后不要像其他的学者那样。我们现在中国学者有一个毛病，哪里有课题费我干哪个活，像搬家公司一样。我觉得还是要盯着，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专业。你要再研究五年，再研究十年，这个深度和程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你通过研究不断地深化，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这是我对你的期望。

　　实实在在讲，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我到目前为止只钦佩三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杜老（杜润生），杜老对整个农民问题有三句特别有名的话：第一句就是我们欠农民的太多；第二句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民；第三句就是农民失去的比农民得到的多，要为农民建立组织。

　　第二位是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同志。当时杜老研究农业政策问题时，经常请陆老来，他对农村特别是农民问题关注的多，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的。

　　第三位是社科院的陈吉元同志，已经去世了，在农发所当过所长，早些年他还做过全国人大代表。

　　这些人的书和他们的观点都有。英洪你以后在研究过程中，要熟悉他们的研究风格和视角。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总体的完整思路体系，如果把他们的精华再加上你的独立思考与观察，我相信你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发生质的升华。我寄托你今后十年或者今后十五年。

　　张英洪：杜老去世的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我非常钦佩杜老。陆学艺老师我们也交流过，他的书我大都读过。陈吉元的书我也读过。他们的书我大都看过。

　　刘志仁：第二个谈一点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同时也给大家提供点信息。我今天早晨4点钟起来以后拿出我们老中心的行文稿纸写出今天的发言梗概。

　　我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现状不容乐观。这个事要从整个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刚才杨主编也讲了，现在农村是在发展，是在进步，但是问题是城市发展太快，如果说城市的百米速度是10秒5，那农村就是30甚至是50秒，差距越来越大。城市里现在是要锦上添花，农村现在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你说农村没发展那这是瞎话，但是你说农村和城市发展到什么时候都要有差距，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就是要看你追求什么样的城市，追求什么样的农村。搞乡村振兴，在今年一号文件出台之前的座谈会上，我们也都发表了意见，就是一定要把改变农村、乡村面貌这个事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已经发了一号文件了，大家也看到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政策，中央已经做了部署。而且这次习总书记在下山东团的时候已经讲了乡村振兴主要是五个振兴。这五个振兴就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统统和农民有关系。

　　我一直认为乡村这个事，农村这个事，人的振兴是第一位的，总书记讲了人才振兴，我讲农村人的振兴是第一位的。到农村去我常常要观察一个事，就是不听你县里干部、镇里的干部怎么说，也不听你书记、村长怎么说，我要观察一下这个农村人的眼神。这可能也是我们杜老的弟子独特的一个调研方式。现在我们去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好的村，中等偏下的村很少给你看，而我们一般到地方去都要看中等偏下和差的村，因为地方政府也有参事室，他们要研究很多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弄透了才能知道找到整个后面要解决的办法。我就感到农村现在人气不足，氛围有点不对，没有人气，氛围不对，谈振兴很难。

　　我们一般调研都是要进村入户的，进村入户可能看这个买了新家具，这个建筑都很好。但我首先看人家眼神，这能看出来，这个是掩盖不了的，可能你一时能掩盖我，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知道你心里讲什么东西了。好在我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还进修了一段心理学，所以我感觉农民问题必须要引起方方面面足够重视，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观念和措施转变的话，恐怕乡村振兴要走弯路。我认为应当不断提高农民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恐怕以后要尽快拿出一个决策来，解决好农民问题是当务之急。因为你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讲的内生动力统统都是空的。

　　那么造成农民现在这个现状有很多原因，无组织是一个主要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杜老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三农”问题时，曾向小平同志建议成立农民协会，当时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1986年以后，我和杜老到日本去，杜老到日本就两件事，一件事我们看看日本的生活水平到底一个人需要多少粮食，粮食占有率多少就能达到日本那个情况。通过我让日本经济学家算，最后人家算到400公斤，中国达到这样就行了。所以我想，农民组织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没有合作社和有合作社完全是两码事。最近我们国务院参事去华润集团在广西百色搞的希望小镇项目。希望小镇里有合作社，农民生产生活征征日上，幸福指数比城里人高出一大截。但距离不到两公里的村里没有合作社，完全是一片萧败的情景。

　　所以农民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就总体而言，农民问题极其重大，现在很有必要展开一场有关农民问题的大讨会、大调查，为农民立法，保障他们的权益。

主持人 周琼：谢谢刘老师的发言，刘参事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对张英洪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他还结合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现状，对乡村振兴提出了非常多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是他提出来农民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要为农民立法，保障他们的权利，这些观念都非常有价值。非常抱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没有发言，只能打断刘老师的发言，下次再找机会好好讨论。下面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研究员发言。

　　赵树凯：很高兴参加这个会。首先祝贺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丛书出版，祝贺英洪，祝贺出版社，这是农村改革发展研究领域重要成果。

　　我对英洪还是比较了解，十几年前我们就认识。我对他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的精神很赞赏，很钦佩。他上期就钟情于研究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权利问题，出了这套4本《农民权利研究》从丛书。这几年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又完成了这6本书。他带领着研究团队一起努力，一边调查研究，一边负责行政工作，很辛苦。他做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有一种使命感和情怀。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做研究、写文章不是为了什么功利性东西，就是为了心灵的某种召唤，为了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学问越能做好。

　　我谈谈对这个书的理解。我觉得这6本书是上一次那4本书的继续深化，或者是个姊妹篇，前面4本是关于农民权利的研究。实际上，英洪把农民权利在上几本书里面已经展开的问题，放在北京市的城乡发展背景下又做了一个展示。我个人感觉来说更具体、更实证性、更接地气，也更有政策的应用价值。

　　另外，这套书立足于北京市的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这是很有价值的。北京市的城乡发展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年到20年，这项目研究集中探讨北京市的农村发展问题，都可以给全国提供很多经验。英洪聚焦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研究，也为他的理论研究打下很扎实的基础。现在改革到了现在阶段，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振兴的战略方向和基本原则，中央有统一的要求，但是发展经验要有地方探索和突破。

　　聚焦农民权利，这是英洪研究的基本特色，这套书对我们研究农民权利也提供了重要启发。今年是改革开发40年，过去的40年，我们一直在总结改革的经验，今年下半年，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陆续推出一些关于改革40年的重大活动。纪念和总结改革四十年，官方的、地方的、高层的、民间的学者都在做贡献。这个时候出这这套丛书，我觉得对农村改革40年的经验总结也很有意义。

　　总结改革40年，能够增强四个自信，还有对于改革的自信。当然，总结过去也不仅仅是为了增强自信，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因为现在改革进入了一个阶段，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好多问题比原来还严峻。所以在这个时候出这样一套书，总结这些经验。张英洪的学术思考对我们当前乡村振兴、对下一步推进改革都很有意义。

　　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就是因为尊重了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小岗村的故事集中说明了这个道理。农业采取什么样的责任制形式，农业如何发展，农村如何建设，一切要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发。1981年7月万里副总理听取农委部门的汇报时候说，他自己长期不搞农业，从解放后就没搞过农业，在建设部工作，在北京市当十年常务副市长，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搞农业，但是，他知道中国农民是有创造性的、有智慧的，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农业和农村才能发展好。所以，总结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真正把尊重农民的权利、尊重农民的选择贯彻到底，这样乡村振兴就找到了根本的立足点。如果学者和党政领导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比农民聪明，让农民非按照自己的设计去走，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认真总结农村改革经验，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让农民的积极性和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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