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刘志仁 赵树凯 孔祥智 等：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我们历时7年完成的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系列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比较鲜活的理论支持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政策价值和实践价值。

　　刘志仁：你的农民工研究成果我是仔细看过的。2002年我带着九三学社中央的调研组搞了一个农民工调研。所以，我发现英洪同志做农民工研究做得很细。咱们今天座谈会敞开说，农民工这个事，我实实在在讲，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2006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专门讲农民工问题，十大项40条，现在对照看，许多老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当时温家宝同志就強调一定要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十几年过去了还没解决。所以这真不是一般的问题。

　　张英洪：我研究城市化问题以后，认为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我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对拆农民的房子很感兴趣，对征地、圈地很感兴趣，但对农民工市民化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兴趣不是很大。在大城市，农民工分两种，有本市户籍来的农民工和外来的农民工，各个城市一般对本市户籍的农民工关心的多一点，对外来的没有本市户籍的农民工就关心的弱一点。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农民进程成为市民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破除的情况下推进城市化的，所以产生了农村病和城市病，城市有几亿的农民工问题，农村有上亿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化模式造成的。

　　刘志仁：城乡统筹最早是北京市搞起来的。当年杜老（杜润生）找到王岐山同志说：“你是做过农村研究的市长，一定要把农村这个事搞好。”后来王歧山同志就提出要搞城乡统筹。城乡统筹当时先从投资开始的，因为城乡统筹主要是投资体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北京市就提出来一个51和49之间的投资比例关系。当时城市投资一般占70%左右，后来一点一点调下去，然后城乡投资比例调的基本上相同。北京对农村的投资不断加大，后来上海也学这个经验。城乡统筹应当讲是在北京市先做起来的。

　　张英洪：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城乡统筹力度非常大，他非常重视。他2003年开始推城乡统筹，他要求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将职能向农村延伸，并写出支持农村的500字的思路和工作计划。如果哪个部门认为自己与农村工作无关，要写1500字的说明。那个时候北京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力度还是很大的。当然，到现在为止，城乡二元体制还有很多没有完全破除。

　　我们花了7年时间出了这一套成果。我现在正在研究的下一个丛书就是农民财产权利研究。农民的产权太重要了，一个不保护产权的社会是不能长久繁荣的。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国家根本上还是要保护产权。我们下一个研究系列就要研究农民的产权，我已经谋划很久了。我们将通过农民权利的研究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很多问题，比如中央政策如何在地方、在基层转化为具体实践还有一个大的过程。

我向各位报告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思路和想法，也不一定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都在努力之中。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出席座谈会给我们指导，也希望各位专家更多的围绕下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这个问题献计献策。我这里也是提出一个引子，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谢谢大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主持人 周琼：感谢张英洪研究员的介绍，张英洪研究员是这个时代很早的关注农民权利的先行者。在这套丛书中，他的创新在于以“三农”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振兴农民权利。早在2002年，张英洪就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在2000-2011年期间，他历时11年完成了农民权利研究系列成果，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4部著作，其中《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还获得了新京报2012年度好书奖。近年来，在农民权利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及时转向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从2010年到2017年，他组织了跨单位、跨专业、跨地域、跨年度的一个研究团队，以北京为主要的研究基地，放眼全国，经过7年的持续调查研究，完成了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系列研究，这套系列研究成果从2014年5月开始在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前后历时3年，到2017年11月终于出版完成了，丛书共6本，合计近200多万字。

　　张英洪博士的研究既立足北京，但是又不局限于北京。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新颖的，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譬如说他提出来农民工是北京的新市民、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重大任务和根本标志；他指出不能只强调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而忽视农民工的贡献，也不能够只强调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而忽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等等。他的这些建议为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提供了多视角的思考。

　　再次感谢张英洪研究员，下面有请下一位嘉宾：国务院参事，也是我国著名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刘志仁发言。

　　刘志仁：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很好。现在不少部门热衷搞论坛，搞研讨会、峰会，实实在在地讲，大部分是在追求新闻轰动效应，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我感到英洪同志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工作，成果很显著。张博士你是不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的博士？

　　张英洪：是的，我博士毕业于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刘志仁：你与李昌平有点相似的农村工作经历。

　　张英洪：都在农村基层工作过。

　　刘志仁：所以我觉得英洪同志对农村问题的悟性比较强。李昌平搞的是基层农村村内置金融探索。我接到这个座谈会的通知后，调整一下日程安排，选择到这儿来座谈。听说树凯和孔教授来，另外还有发改委、社科院的同志，大家可以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农经界现在确实应当静下心来议一议下一步到底怎么搞。我一直认为，如果以十九大为界限的话，之前的研究和十九大以后的研究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我们对今后的整个新时代的“三农”应该有点新思路，应该有点新视角，想出点新办法。

　　我用了一天多一点时间翻了一下英洪的丛书翻，感觉这套书是近几年少有的专门研究农村和农民的书。我看了以后实实在在在脑袋里为我带出来了很多新的思考。在我们农经界里面实实在在地讲，能用法学视角观察农业农村问题的，还真是不多，因为很多都是学经济学的，这跟国外不一样。我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接触的那些农业经济学家，很多人就是学法学出身的。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应将法学人才大量输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我看了张英洪博士的书，个案也好，总结也好，我就觉得他独立思维能力很强，他敏感地观察农业，特别是他研究农村和农民这个视角很独特。

　　所以我深深感到，法学出身的博士搞农业农村农民的研究到底和我们搞农经的大不一样。而且农经界中，我刚才也问了陈洁副主任，问了树凯和祥智，真正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的也不多。过去研究农业问题的太多。实际上我有一个概念，感到终于有张博士这样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了，他现在如果稍再微做一点努力的话，就可以成为中国研究农民问题的一个领军的学者！这是我对你的期待，因为你年龄还比较轻，你是1968年出生的。

　　张英洪：刘老师，您你讲的很到位！我补充一点，因为中国有很多农业大学，还有农业科学院，研究农业的专家很多。所以我说研究农业不缺我，我不研究农业，我就重点研究农民问题。

　　刘志仁：农民问题很复杂，现在的处境很艰难。我始终认为，尽管农民有许多毛病，甚至不上进，但不能倒泼冷水，不能发牢骚。最主要的是面对各种问题应当怎么办？农民怎么办？刚才英洪讲了三个情况，我有了一个概念。中国农村改革到现在走了40年，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新中心和老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35年。1983年我去老中心后，杜老让我专门搞国外农业研究。所以岐山讲杜老的国外农业、国外市场那些见解概念，都是老刘给他灌输的。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礼拜要给杜老写两份国外农情。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中央调查部的老刘，我们俩给他搞这个东西。

　　1983年那时候叫农林部，农林部外事局，我因为日文很强，大学毕业到解放军农场锻炼两年后就到外事局管与日本的农业交流。杜老就讲你不能光搞迎来送往，应当搞一些调研，这是我研究国外农业的开始。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