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国内对乡村振兴战略若干问题讨论的述评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底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具体途径。之后，陈锡文、韩俊、叶兴庆等权威人士及时通过接受采访、作报告和发表文章，进行解读，这对于统一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学界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鸿沟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就是真实写照。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一个新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各个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各异，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证略有差异。而把这些不同的论证加以综合归纳，互相补充，可以得出比较符合中央精神的答案。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学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的讨论有乡村不能衰落论、社会不能“衰败”论、城市化率超过50%后规律论等。现在的问题在于，判断乡村衰落的标准需要制定出来，并被大家认可，以作为谈论的基础。

　　多数人的判断，当前农村已经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乡村所面临的低收入、高污染、空心化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消除鸿沟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让乡村“衰落”“凋敝”，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目标。

　　（一）乡村不能衰落论

　　陈锡文解读时指出，为什么讲要振兴乡村，可从国内、国际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一定是城市和乡村两种功能的协调发挥。城市应该起到集聚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农村则是提供生态屏障，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承等等这些功能。这两种功能都必须存在，你要消灭其中任何一种功能，你自己很难正常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可能去建设一个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那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农民都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都要实现现代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的乡村不能让它衰败。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有这么多数量的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你怎么可以让它凋敝。所以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不能建设“一个发达的城市，一个落后的农村”。

　　叶兴庆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角度分析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从收入和消费看， 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但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仍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72倍和2.28倍， 城乡居民家庭家用汽车、空调、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差距仍然很大。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2016年非农产业达到人均12.13万元，而农业只有2.9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4.09倍。从基础设施看，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年全国农村还有46.2%的家庭使用普通旱厕， 甚至还有2%的家庭没有厕所，26.1%的村生活垃圾、82.6%的村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38.1%的村村内主要道路没有路灯。从基本公共服务来看， 2016年67.7%的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18.1%的村没有卫生室；45.1%的村没有执业 （助理） 医师。从社会保障来看，目前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保障标准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如果看质量，城乡差距就更大了。这种局面不改变，将会阻碍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韩俊归纳出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二是农民适应生产率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的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欠账比较多，农村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亟待健全；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当然要走向法治，但是自治和德治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的自治和德治相对薄弱。现在大量的社区村落共同体在解体，甚至相当多的农村家庭的功能也在解体，农村越来越由一个熟人的社会走向一个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社会。你现在回到老家，人互相都不认识了，邻居也不认识了。所以农村的治理，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张克俊归纳出乡村衰落的五个表现：一是农村空心化，农村房屋大量闲置，农村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一些传统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乡村记忆消失，文化流失明显；二是农民老龄化，许多农村地区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妇女，是“386199”部队，“谁来种地”的矛盾突出；三是农业副业化，虽然近年来现代农业不断加快发展，但这仍只是存在于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的局部空间和点位，大量面积的则是小规模、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兼业农业、老人农业；四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乡村治理落后，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现代文明程度低；五是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现象突出，农膜、农药、化肥超量使用，农村面源污染较为严重。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农村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

　　刘守英则从村庄衰落或搞活的角度分析，认为村庄制度是一个国家秩序的基础。以往的新农村建设被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刷墙拆村，还是为了城市化。现在，农村问题的核心是村庄两极分化，一部分村庄活起来了，但大部分村庄衰而未亡，极其破败，但也不死。乡村问题就是应对衰和活的问题，让活的村庄能够活得更好，让衰的村庄体面一些，乡村振兴实际上是这件事。

　　（二）社会不能“衰败”论

　　秦晖认为，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X奸、轮X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申端锋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出现衰败现象，乃是由于近年来三农事业的分离式发展造成的。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三农各要素加速分离，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解组，也就是乡村衰败。这次乡村衰败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衰败，这次乡村衰败不只是经济衰败和建筑衰败，而是一种社会衰败和文化衰败，这是根本性的衰败。所以，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恰逢其时。

　　（三）城市化率超过50%后规律论

　　王东京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乡村的确有一部分处于“空心化”、衰落状态，从而才能更加自觉地理解和执行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在此，我们还应讨论以下的问题：

　　一是评判乡村衰落或搞活的标准。由于目前学界尚未有人提出大家公认的评判乡村衰落或搞活的标准，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大都是从宏观的抽象的评价，而且也难以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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