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国内对乡村振兴战略若干问题讨论的述评

　　四是新乡贤动能论

　　徐勇指出，我们为什么提“乡村振兴”？是因为乡村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乡村困境，甚至会导致乡村衰败。那么靠谁呢？靠政府？政府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再强大的国家，政府的力量也很难接这么庞大的“乡村振兴”问题。那靠谁？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靠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资本的财富的这些企业家们，即新乡贤。“乡村振兴”战略呼唤大批的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是乡土秩序的维护者不同，新乡贤被定义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或新动能。今天的农村正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贤主体为读书人，无法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状态下涌现出一批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闯荡出来有实力的企业家，这是新乡贤重要的力量，也是当前乡村振兴最稀缺的资源。

　　“乡村振兴最缺的是什么？”不少人认为是缺钱。但邓大才提出，其实乡村最缺的一个是能人，“能够带领大家振兴乡村的能人”；另一个是机制，“振兴乡村的体制和机制”。“我始终认为乡村不缺资源，缺少的是把资源搞活的机制。”在他看来，新乡贤不仅是能人，而且是乡村振兴潜在的机制建构者。

　　邓大才指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有五大功能：一是引领者；二是投入者；三是乡村机制的建构者。新乡贤不仅带来新的理念、资金、发展，而且带来了新的机制；四是新生产、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新乡贤带来的新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给农村带来新的改变；五是乡村的治理者。

　　邓大才表示，新乡贤有这么多功能，但不同的新乡贤要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挥所有的功能，“有些投资，有些组织，有些吆喝，有些提供信息等，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五是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论。

　　李培林认为，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五、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

　　关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学者们讨论中推荐出以下几种：

　　（一）新型小农家庭发展模式

　　贺雪峰推崇基于小农家庭的家庭式发展模式。他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一种主流形式，基本的内容是小农家庭的半工半耕，农业经营自发地趋于适度规模，一部分成为农村里的“中坚农民”，或者是一部分停留在“老人农业”状态。在这种立场下贺雪峰主张坚持既有的土地制度，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既反对土地产权变相的私有化发展，也反对大规模行政化地推进土地流转。小农家庭成员之间会自发地进行内部的分工，这种分工往往以代际和性别为界限，老人和妇女在家，青壮年外出，等到年老了以后，一部分外出的农村人口还要回来继替更老的农村人口。这样的乡村发展模式，在贺雪峰看来，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小农的主观意愿，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城乡两利”的格局——既有利于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积极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有助于降低这种发展模式的风险，是一种进退自如的好战略。

　　（二）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和内置金融模式。

　　李昌平认为，当下乡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央财政没有钱，问题是“千金拨不动四两”。因此，如何去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复兴乡村的办法来破“千金拨不动四两”的局，首要解决的就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当下的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必须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其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基石。而重建主体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

　　李昌平列举他试点的王垸村、河南信阳的郝堂村等20多个村的内置金融试验，结论是内置金融村社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实现和交易起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再变股民。这样，农村资源资产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当许许多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农民的需求量集合起来，农民就有了市场话语权，可以和供销商议价，甚至可以“改造”供销商。

　　李昌平原来是在单个村做内置金融，现在是以县为单位做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他的雄心是借助大数据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他期望，形成联合社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属于农民的“合作银行”，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供销社和电子商务部，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保险公司、产权交易所。

　　（三）政府部门和资本联合主导下的“依附式发展”模式

　　熊万胜、刘炳辉认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主导模式，既不是依托农民组织的“进取”，也越来越不是坚持小农立场的“托底”，而是政府部门和资本联合主导下的“依附式发展”。如何评价这种主导性的模式，是思考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当前依附式发展有哪些路径和特点呢？一种情况是资本化发展，在农业上采取龙头企业制度开展规模化经营，在建设用地的开发上，用城市资本替代农民集体来开发。另一种情况是行政化发展，政府经营全区域的土地等核心资源，按照级别来分配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在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领域，政府垄断建设用地的商业开发权；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政府用龙头企业制度所附加的各种扶持政策来引导企业。所谓资本化的发展和行政化发展是相互依存的， 到底哪一方占主导，取决于具体的合作双方的博弈能力。

　　（四）市场主导模式

　　李周主张市场主导策略。他认为，现实中的库存积压、产能过剩、杠杆率太高和短板太长都是现象，它的本质是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除上述现象，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有调整干预内容和改进干预方式的智慧，还要有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信心，承担起让所有市场主体积极性充分释放出来的责任。否则，这些现象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不会真正被消除。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亿万农民在农业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履行为亿万农户提供各种支持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行使主导农民配置农业资源的权力。

　　（五）稳得住经济增长的国家基础建设投资模式

　　温铁军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L型下滑，又进入了一轮生产过剩，又得靠国家大规模投资，这就出现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区域整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巨大投资机会。现在，我们维持着6.7%左右，意味着现在大约每年有100万人不能就业，如果这个时候不加强转向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社会创造更多的返乡农民就业机会，不做这种准备，就会有更多的失业人群，直接影响稳定。

　　温铁军具体建议，做这些战略整合，主要的投资主体，开始阶段主要是国有部门。以乡村振兴为例，当我们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中央向农村做倾斜性投入，现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最大项投资是三农开支，每年是一万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农村基本建设，还有小一半用于农村的社会开支。中央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如果我们沿着之前加快城市化的思路走，就等于失去这个机会——国家倾斜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向三农投资。我们要有所准备，才能承接住中央政府投资。

　　笔者觉得，国家肯定要对乡村振兴投入巨额资金，但是要满足所有乡村建设需要，国家的投资怎么说都仅是零头，主要的投资主体还不能不是社会，而且国家投资还有个投资项目选择和监管问题，不能重复前些年数万亿投资的教训。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投资和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硬着陆时的投资的教训很多，主要的，一是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以GDP论英雄”，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二是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四是产业政策的偏差，导致当时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等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至今难以消除，而家电行业也由于节能补贴政策导致国内家电厂商坐享红利，技术革新落在了国际竞争者之后；五是国家投资还有个监管问题，一些项目投资监管不到位，贪污腐败随之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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