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明 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

　　摘 要：当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解决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相似问题，在上个世纪后半页的欧洲也曾发生。当时，在针对全球化和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农村边缘化、衰竭化、空心化的问题时，在对外生发展模式带来的系列问题的反思过程中，内生发展理论被提出来并广泛应用于欧洲农村发展实践，并在理论上经历了从内生发展论到新内生发展论的快速演变。内生发展论在承认资源、参与、认同三个基本要素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为出发点，强调地方的“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三权是确保乡村发展的关键。内生发展论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内生发展；地方与超地方关联；领土认同

　　作者简介：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志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我国农村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态势日趋明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重振乡村成为目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可以看到，改革初期那种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以及后期靠快速城市化的“投资激励”的“外生驱动”做法已经无法在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发挥作用。为此，2016年的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和2017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分别提出了“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但是，作为政策概念的提出容易，如何阐释和操作化内生发展这一理念却是一个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内生发展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应用实践作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解读[1]。

　　内生发展作为一种理论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来的。1975年，瑞典财团Dag Hammarskjüld在联合国发表的关于“世界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的观点。至此，“内生发展”概念被正式提出。在实践方面，这一思想及理论除了在国际关系等领域被广泛关注外，在区域研究中，率先被广泛运用在针对欧洲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研究上。其在形成、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关注议题的视角从经济学向社会学转向，即：第一，后发或落后的区域如何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以资本为先锋的迅速扩张，在此过程中本土社区的作为应该怎样激发；第二，作为区域的地方如何处理好与域外的超地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地方行动者的核心关键准则作用该怎样发挥；第三，内生发展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理念，其核心议题及基本构成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的社会学意义该如何讨论？至此，内生发展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退出研究视野，而被广泛应用于讨论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被广泛应用于对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讨论——集中的议题是：相对后发的农村如何发挥内生动力以实现振兴。

从地方理想到超地方实践：内生发展到新内生发展

　　内生发展理论早期被广泛用于讨论国际关系问题—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用于讨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体制等问题上—其中观点比较集中的是：先发国家应该尊重后发独立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多元化体制的存在。之后，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内生发展论的讨论视角转而开始关注如何应对以资本为先锋的全球化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嗜血性开发”带来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以逐利为指向席卷社会的各个角落。资本的全球流动，为地方的工业化、城市化注入亟需的动力——资金、技术以及现代管理观念等等。然而，这也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在全球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的中心地位被不断强化，资本的虹吸效应使得农村日益面临着被严重的边缘化、空心化、衰竭化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结果的重视取代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外生发展模式（如：乡村开发思想等）被广泛运用到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假设是认为外部力量介入能够刺激农村的发展——“该发展模式以持续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价值基础，追求不断的经济增长”[2]。因外生发展模式内含的逐利本质，使其逐渐演变为一股不可控的掠夺农村资源，加剧农村衰弱的力量。全球化不仅产生上拉效应，还会带来下推作用——形成限制地方自主发展的压力[3]。在外生发展模式中，外部力量的介入限制了农村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自主性，忽视甚至践踏地方价值观、特殊性，致使地方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深陷主体迷失与作用异化困境。基于对外生发展模式副作用的种种反思，同时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地方自治社会思潮的影响下[4]，20世纪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讨论如何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5]。

　　相比外生发展“自上而下”的特征，内生发展实现了“由下而上”的转换，强调应该坚持地方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并以此做为驱动力量，强调地方对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对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对发展利益的享有权[6]。如表1所示，内生发展的关键准则为开发本土资源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重视地方力量的作用，通过增能和赋权，提升地方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主要发展多元化的服务型经济以及基于本土资源的产业，并强调本土组织建设的意义。另外，不同于外生发展模式聚焦于业务部门，内生发展更加强调从地方的视角推动农村摆脱发展困境。但是，我们发现内生发展论讨发展问题的早期，过多地强调了地方的权力，而对其与外部的关联则持有“持续的偏见”，使得该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的瓶颈，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

　　在过于强调内部力量的过程中，地方与超地方（local and extra-local）、自上而下（top-down）与由下而上（bottom-up）关系之间的裂痕正在逐渐扩大。因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强调实践的反思，如Ray认为，不借助于外在力量而完全依靠地方行动者实施“纯粹”的内生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不切实际的，只能视为一种“理想型”[7]。Lowe等人呼吁，应通过聚焦地方与其所在的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动态联系，超越外生与内生模式以整体的视角推动农村发展[8]。至此，新内生发展思想呼之欲出。新内生发展概念由Ray于2000年正式提出[9]。新内生发展的核心前提为，目前农村面临的发展困境能够通过采取行动得到改善。新内生发展同样以地方参与和地方资源为前提，但也尊重地方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10]。Ray认为存在以下三个可能方向去达成新内生发展的目的：首先是地方行动者，其次是国家力量，最后是社会中间力量（如非政府组织等）[11]。新内生发展在捍卫内生发展所表达的价值立场之外，承认并接纳超地方因素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得外生与内生之间的对立互斥状态在新内生发展的讨论中得以被消解，也使农村发展被置于整体的、互联的、动态的视角下进行实践意义层面的讨论。新内生发展被定义为一种扎根于本土的过程，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路径依赖，发掘本土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能力，重点在于对当地收入、资本积累、创业精神、能力建设、社会活动参与、制度与文化涉入、灵活的生产组织以及发掘地理优势的投入[12]。如表1所示，在新内生发展中，最大化地方资源的价值和基于地方优势形成的竞争力为其关键准则，在力量运用上重视内部与外部、地方与超地方的整合，对农村功能的定位从以往的依附、输出角色转变为视城乡为相互依存体，在整体视角下适当拓宽问题视域——把农村和城市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另外，在经济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维度，更为全面的设定农村发展的聚焦领域，而不单单限于经济视角。至此，新内生发展将相互联系的经济、社会、环境、制度、政治以及文化因素整合进农村发展的地方性与本土性之中，着力建设具有内涵本土性的地方创造力，实现发展的多元化，最终形成内生发展动力。

　　内生发展模式萌芽于对外生发展模式的反思及批判，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产生了新内生发展模式。这种变化必须归因于欧洲农村发展的“准则、力量、功能、目标”的持续转变，是地方对全球化及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抗争在农村的集中展现。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倡导以资本为先锋的完全依赖外生力量来发展农村、开发农村、再造农村的理念大行其道，使得农村在单一的物质增长中丧失了本土性、多元化、创造力等诸要素，发展能力衰竭与被边缘化倾向日益加剧。在对此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早期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营造的幻象，并试图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争夺发展话语权，但却落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困境。资本的逐利本质具有天然的视角局限和目的唯一性，早期内生发展思想由于过度强调“本土”存在也使其具有了近乎相同的缺陷，农村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政治的“小综合体”，不可能在单一视角下被独立建构——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需要具备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此背景下，新内生发展论则更强调要重新审视、评估以及运用农村的发展力量，扎根本土、实事求是地接受时代的挑战，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农村发展的一个维度，应该摆脱外生发展的单一指向而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应该在整体的视域内实现地方社会的增能与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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