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明 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

　　对于参与，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发展作为一个持续过程需要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参与主体协商机制必须制度化。地方与超地方力量的平衡问题贯穿内生发展过程之中，如何协调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制度化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第二，地方居民在农村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在农村发展中，地方居民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地方居民内部发生利益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寻找利益分歧的消弭方式对于内生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地方居民有效参与的激发。地方居民的参与是农村内生发展决策、实施的基础。这种基础作用的体现依赖于地方居民的充分有效参与。因而，探究激发地方居民参与的方式成为内生发展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第四，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地方居民不能被预设为作为一支整体力量参与到农村内生发展之中。将地方居民有效整合起来的程度会影响地方力量在内生发展中的作用。“可以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团结是新内生发展得以成功的一个必要基础”[24]。如何整合地方居民参与发展进程也是内生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环节。我们认为“认同”为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与参与提供了精神动力。

　　3.认同：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

认同为农村的内生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为了较好的解决地方与超地方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达到整合地方居民的目标，基于地方文化、历史以及物质材料而被建构出来的“领土—文化认同”概念被提出来[25]。在“领土—文化认同”中有领土和文化两个基本关注点，领土以文化为边界，文化以领土为根基。领土—文化认同不仅确定了地方居民的社会身份特征，也反映出地方居民对家园的领主意识与归属感，他们通过身份、领主意识以及归属认同体现出自身的地方性表征。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居民的领土—文化认同是地方性认同。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存在地方与超地方的复杂关系，这种地方性认同的形成也不能脱离共同的利益基础。具体来看，领土—文化认同在农村内生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唤起地方居民的领土意识。在农村发展中，地方居民作为主体力量，需通过领土—文化认同在意识层面上激活地方居民的主体性，以此形成居民在农村发展和开发中的领土意识。领土意识有助于地方居民参与决策并对发展路径进行抉择和监督，从而进一步促进地方发展自主性的形成；第二，激励地方居民的参与行动。农村内生发展依赖于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领土—文化认同则提供了参与动力。构成领土—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被认为具有激励作用。而这种激励会作用于地方居民的参与行为，使得他们的参与更加积极和有效；第三，为地方居民的整合提供心理纽带。基于特定地域及其文化生长物形成的领土—文化认同为地方居民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强化了整合除共同经济利益外各种地方力量所需的纽带。Jenkins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被用来强化地方的关系网络以促进当地的发展[2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认同处于这种作用发挥的中间环节；第四，为地方发展提供文化意义。农村内生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领土—文化认同为这种发展赋予了仅凭物质财富增加而无法带来的文化意义。这构成了发展过程可持续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论证来看，农村内生发展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从地方居民的领土—文化认同出发，认同促进地方居民作为主体力量有效参与到发展进程中，在参与中对地方、超地方力量进行沟通协调以整合开发内、外部资源，实现内生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源的整合利用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被逐渐理清和明确，而通过对发展进程的参与与成果的分享，地方居民的地方性认同被不断强化。因而，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成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共同构成农村内生发展的根基。

农村内生发展论的困境：理论之争与操作化之难

　　在欧洲，对于内生发展到底是一种理论还是只是一种视角或路径存在较多争议。这种分歧源于对农村内生发展理论根基的质疑。Slee认为内生发展并未在新自由主义等思想关于农村发展的观点上有所突破，“内生发展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理论根基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农村发展的视角，是以对发展的理想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为基础的”[27]。也就是说，内生发展倾向于被认为是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虽然很多研究都把那种带有本土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称为内生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亦有研究者指出，“在相关文献中对于内生发展路径没有清楚的定义”[28]，并也认为内生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与此类似，Margarian从理论根基、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动力三个方面对内生发展进行了批评，认为内生发展路径只是对新增长理论的简单参考，作为地方主义政治范式的概念基础而存在，服务于政治话语，而不是一般的社会或经济目的。

　　上述来自经济学视角的批评对于反思农村内生发展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并不能意味着该研究的终结。相反，恰恰是被称为理论根基脆弱以及经济学批判为内生发展在更多学科视角上的模糊定义提供了空间，笔者在考察了欧洲、日本、中国、泰国、韩国等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后认为，内生发展的基本特质应具备“（资源）本土性、（参与）多元化、（小民）创造力”这三个基本内涵。与此相关，针对利益分歧以及动力问题，本文提出的农村内生发展三要素亦可为此提供解答。在发展过程中，地方居民，抑或参与主体之间出现的利益分歧是无法避免的，依托于有效的参与而形成的沟通协商机制，利益分歧能够在结构性框架中得到管控。对于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来源，它既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也有赖于地方精神力量——认同的注入。当然，这些需要在经验研究中得到深化。在理论基础方面，Ray明确指出新内生发展理论源于社会学视角，“使用社会学理论中的概念，基于对现实发展活动的分析，以及一些大胆的猜想”[29]，如社会学中的文化认同、社区、权力等概念，去建构一种新内生发展理论以理解农村的发展。因而，从新内生发展伊始，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根基便扎根于社会学的理论土壤，并不是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山寨”，更不是政治话语的衍生品，在这其中诸如认同、参与、资源等社会学经典命题被广泛运用。Ray在尝试建构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经济”的视角，意在强调地方文化和参与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但这却产生了研究上过于分散的局面，延缓了内生发展理论的进程。经验研究的碎片化也被认为导致了对内生发展进行理论概括的困难[30]。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日本学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对这一理论进行操作，目前的经验研究多采用个案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否认该方法的优点，但对于内生发展的理论建构来说，这是不够的。因而，多种研究范式的运用对于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是必要的。

　　如何测量成为摆在农村内生发展研究面前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来看，关于如何测量内生发展的研究较为欠缺。对于农村内生发展的评估问题，Ray从项目评估的角度提出应该采取参与式评估法，认为该评估方法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以地方的发展为评估的最终目的[31]。但是，该评估方法提出的意义更在于批判经理主义政府主导的量化评估法，仍未解决内生发展操作化的问题。Vázquez Barquero建构的内生发展理论模型推进了该问题的解决，该理论模型的维度和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32]。在经验研究中，该理论模型被当作内生发展的理想型，成为个案分析中的参照物。对于调查研究的应用则仍需要经过具体化的过程。无疑，脆弱的理论根基和模糊的概念定义导致了内生发展测量的困境。如何对内生发展进行有效测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农村内生发展研究兴于现实问题，因而，关于理论根基以及操作化问题的答案，除了从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中寻找灵感，更多的需要从实践活动与经验材料中寻找。根据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目前面临的困境，将内生发展当成农村发展的一种视角是适宜的。

内生发展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发

　　内生发展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议题，为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地方资源，尤其是以人文资源为重心，整合外部资源，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为核心，在参与中协调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之间的关系，促进农村的政治发展；激发地方居民的领土认同，以此为精神力量，促进农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三个方面——资源、参与、认同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推动农村边缘化、衰竭化、空心化问题的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农村的发展意义深远。内生发展视角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以下一些可能的启发：第一，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国家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资源和超地方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认知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并可持续地利用地方资源以确保不被过度开发。例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前提下，以地方的视角充分开发利用本土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人文资源的整合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有效的协调机制方式与机制；第二，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在农村，因而农村的地方居民是核心参与力量。地方居民的有效参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超地方力量的共同参与虽能够弥补地方力量的局限性，但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的冲突需要在以地方居民为主导的前提下，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制度化的框架进行沟通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居民需要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其建议权应该得到中分的尊重；第三，激发参与主体的乡村认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激发多方参与主体对乡村发展的认同，不仅为多方力量的整合提供心理纽带，促进参与，而且将农村发展过程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价值实践过程。认同构建的来源既包括发展利益的共享，也包括乡村的文化材料与景观。因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环节。简单来说，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确保农民“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的三权共有、共享、共进，才有可能实现振兴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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