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

　　摘要：现有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市民化以及回乡等方面研究，基本上囿于非城镇化即回乡这样的二元对立视角。事实上，在过去40多年，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到乡城单向流动，又从乡城单向流动到回乡，目前则出现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即“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这里将这种新关系概括为“城乡两栖”，它具体表现在城乡两栖者的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亦正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调研表明，城乡两栖者担有融合城乡、振兴乡村的重要角色。因此，国家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乃至体制机制上应将城乡两栖者作为聚焦对象，以缓解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缺人、缺资本、缺技术、缺市场等问题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乡村振兴；城乡两栖；城镇化；市民化；循环式迁移

　　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留在城市还是回归乡村的探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结论也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代际差异；有的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在不同年龄有着不同的想法、打算和筹划；有的强调，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还是不愿意留在城市，等等。最近我们在研究中则发现另一种可能的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会回到家乡附近的城镇定居，或者回到村里，就业和生活处于“城乡两栖”状态。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那么应归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这对城市化、市民化和回归乡村、乡村振兴政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研究的回望和评价

　　在过去40年，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数量之巨、时间之长，史所罕见，最具中国特色。其背后蕴含社会意义之丰富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之复杂，不容易把握，但不得不去把握，由此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迄今依然有大量学者在孜孜不倦地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市民化或回归乡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维度和视角。之所以被称为农村流动人口，是因为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后存在着被接纳、适应和融入城市的问题，从现状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有关市民化的研究视角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之初并未关注其市民化或者城镇化、城市化问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到，农村那么多人进入城市竟然会长期留在城市以至于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而只是认为他们是为了进城找份工作、赚点钱贴补家用，将来会回到农村去继续扮演农民角色，以至于当时有位城市市长竟然说出“农民工不好好待在农村而来到城市干嘛”这样的话。当时社会上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员称为“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这种社会氛围自然影响到了当时的研究关注点和视角。

　　当时的研究集中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以及他们给城市社会秩序特别是就业秩序带来的挑战等问题，而不是市民化问题。那时候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似乎会动摇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根基；而市政当局对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的到来，显得更加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习惯了计划体制时代静态的城市管理，从没有碰到如何管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问题，那么多农村人口不打招呼、不请自来，在市政当局看来，这些人都是在“无序”流动，甚至把他们叫做“盲流”。一些当时的地方文件和报纸都有这样的歧视性说法。这里的所谓“无序”，实际上就是指农村流动人口不是通过政府组织出来的，而是自发出来的，因而不是“有序”的。“无序”意味着是问题，管理不好，不好管理。“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那时的学术界有一些研究者还专门研究什么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以及如何做到“有序流动”等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展开，农民工在城市求职就业被视为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可能与下岗转岗工人争抢就业机会，所以，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超大城市)先后出台限制农民工就业的ABC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还发明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新词。虽然在城市加大限制力度的情况下有一些农民工不得不返乡，但并没有真正出现“返乡创业潮”。事实是，不久后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进城的又一轮大潮(民工潮)。“虽然不乏回乡创业的生动案例，但调查结果并不支持‘创业神话’；虽然很多外出者有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即使这样，当时不论是研究界、政府部门还是农村流动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农村流动者要在城市里长期居住，更没有预想他们会成为城市居民，大家基本上都以为他们就是冲着就业赚钱进城来的，不会久居城市，终究会落叶归根，返回乡村。

　　1992年，我在调查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时候，开始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如何在北京站住脚、如何与北京社会整合在一起的问题。当时想到的整合还不是后来所讨论的市民化，而只是关于他们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拓展商品市场、房租市场、生活消费市场，以及如何与北京居民、管理部门打交道等问题。1998年后，特别是我在巴黎对温州移民进行为时半年的田野调查时，才突然意识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会不会面临着市民化问题，这就是后来我提出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或农民工问题的前期研究基础。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继而学术界开始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以及与之相对的农村流动人口回归乡村问题。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这些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而且有着更多的回不去乡村的障碍，但是城市又没有给他们提供融入机会(即市民化机会)，这就是我后来提出的“半城市化”状态。

　　最早讨论回乡还是进城问题的是白南生和宋洪远等人的课题组，当时他们还不是从市民化角度去讨论“进城”，更多地只是回应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回乡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且绝大部分的相关研究有一个总的基调便是：农村流动人口应该市民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市民化的研究呢?因素很多，比如：中国加入WTO就被要求城乡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代际更替；国家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遇到的种种不公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等等。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农村流动人口能不能市民化?什么状态才算是市民化?如何才能实现市民化?这些问题成为最近20年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关注点，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因为市民化的内涵，通常是用社会融合来说明的，因此，学术界对社会融合给出了学术界定。但是由于社会融合的概念外延太宽泛，因此界定差异很大。但不管如何，这些定义至少表明社会融合有这样一些共同要素：涉及不同群体、个体的参与；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一个特殊群体融入主流群体的过程；其目标是实现与主流群体相似的文化生活和资源获得机会；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外乎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并不理想。虽然他们的社会融合水平有所提升，但在各个地域的社会融合程度不高，并存在着明显差异，且在各维度上的表现也不均衡。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有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及社会资本等，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一系列与其相关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农民工问题背后是一整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正是这些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其社会融合。当然，农村流动人口也会理性地选择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资本来帮助其社会融合。不管如何，现有研究都已经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市民化倾向和需求，但是在社会融合上却碰到相应的各种障碍。

　　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从原来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限制、制约转向引导他们市民化和城镇化。2005年，国务院研究室专门组织课题组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专题政策调查和研究，指出，“我国涉及农民工(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三个发展阶段”。时任研究室主任的魏礼群在给该书作的代序言中指出，“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中央文件也明确指出，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由此社会上改变了以前对他们的负面看法。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4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新型城镇化目标，其中就有三个“1亿”人口的城镇化内容，包括将1亿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城市化、市民化。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由此可见，最近几年国家在城镇化政策上有了实质性的变革，为农村流动人口在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市民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就愿意市民化，且容易市民化呢?他们真的会走上城镇化不归之路吗?是或不是的原因、社会影响何在呢?笔者将结合乡村振兴问题，再次审视白南生、宋洪远等提出的进城还是回乡问题，并提出“城乡两栖”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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