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相比之下，孟子的天只有一层意思，即通过修身养性，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进而达到的那个“万物皆备于我”的天；冯友兰称之为“道德的天”或“伦理的天”。与之不同，荀子所说的天是自然，是超道德的天，类似于道家所说的天。不过，道家的天也只有一层意思，即不可言说的大一，冯友兰称之为“大全”。大全虽然不可言说，但却可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大全是可知的。获知大全的方法是庄子所谓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即忘掉万事万物之间的区别，忘掉他物与自我的区别，在这种浑然一体的状态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为一”。（《庄子·齐物论》）不难看出，道家对天或大全的可知论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而这种神秘色彩却是荀子理论所不屑的。与道家相反，荀子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别，即：“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正因为此，荀子所说的那个可知的天只能停留在可经验的现象界，而未达到自然界的终极本体。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既能达到或靠近自然本体的天而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神秘主义的方法或途径呢？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

　　六、天地境界与生态文明

　　荀子之后的宋明新儒家远离荀子，而把孔子和孟子的自然派推向极至，接近甚至融合于道家或禅宗，故有“朱子道，陆子禅”之说。冯友兰作为现代新儒家，提出所谓“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其中包括人生境界理论（简称“境界说”）。[3]

　　冯友兰的境界说主要在《新原人》一书中表述的，其中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其特征是顺习的，即按照本能去行事的，如婴儿。功利境界的人，其特征是为利的，即有目的、有计划地为索取个人利益而行动。道德境界的人，其特征是行义的，即谋求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而不是谋求一己之私利。天地境界的人，其特征是事天的，即自同于天而且替天做事，从而达到天人合一。正如宋明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倾向于孟子的自然派，而与人为派相对立。其标志是在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间划出一条为私和为公的截然分明的界线，基本延续了孔子和孟子的义利之辨。如果我们根据荀子的理论对冯友兰的境界说加以改进，将荀子所阐明的利和礼的统一关系放入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间，那么，这种境界说便可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自然派和人为派的对立，而成为一个更为和谐的理论体系。

　　关于天和人的统一，孟子通过修身养性而达到的那个天只是道德的天，其超越性还不够强。道家通过坐忘而取消物我差别所达到的那个天，虽然是超道德的，但其神秘主义色彩过于浓厚。为此，冯友兰的境界说试图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达到或接近道家的天即大全。其关于“大全”的逻辑分析大致如下。

　　“大全”是至大无外。但这样说出的大全则有外了，即漏掉了说“大全”的说，思“大全”的思。因此，被说出或被思考的大全不是真正的大全，真正的大全是不可说也不可思的。正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而，这个不可说的大全此时此刻正在被我们言说和思考，因而它在我们的思之内；但我们的思考立即使我们认识到大全是不可思的，因此它又在我们的思之外。总之，大全既在我们的思之内，又在我们的思之外；因而大全既比我的思小又比我的思大；从逻辑上讲，我的思恰好等于大全。经过这番逻辑的思考，我们对大全便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对天人合一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靠近甚至达到天地境界。

　　须指出，冯友兰从来不认为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可以完全消除天人合一的神秘性，只是减少其神秘的成分而增加其理性的成分。正因为此，要想接近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除了用逻辑分析的“正方法”，还需用体验顿悟的“负方法”。在他看来，达到天地境界的方法是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合，天地境界是“不知之知”和“无用之用”。

　　应该说，冯友兰的境界说在天人合一的问题上给出一种更好的处理方法，即：对于道家那个最为超越、最为抽象的天给出一种有较多理性而较少神秘色彩的通达途径。这种处理既避免了道家过多的神秘性，又避免了传统儒家的欠超越性，同时填补了荀子理论的一项空白，即天人之间的空白。前面提到，笔者还主张用荀子关于义利相合的理论纠正冯友兰境界说中的一项缺憾，即填补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间的鸿沟。经过以上两方面的改进，天人合一的观念将更加符合冯友兰所强调的中国哲学之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也更加符合孟子所说的“执中有权”和荀子所说的“周道”，因而可以说是集自然派和人为派于一身的“新统”。事实上，博采各家之长的新统正是冯友兰试图达到的理论目标。[4]

　　生态文明必须走中庸之道，因为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和道家都指出“过犹不及”，这是中庸之道的一条原则。现在西方的生态保护主义就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以致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科学和经济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态度不但不能促进生态文明，反而会促退生态文明。不妨以所谓的深层生态伦理学为例，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其他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由此出发，可以导出素食主义的主张。然而，素食主义也是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其也生物如植物的生命为代价的。可见，这一理论是难以自圆其说，更是难以贯彻到底的。

　　与之不同，根据荀子的天人理论，一方面，在经验现象的层面上要天人相合，人们努力认识自然规律并以此来驾驭自然，让它为人服务；这叫“知其所为”。另一方面，在自然本体的层面上要天人相分，“知其所不为”，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对人为的努力有所节制，以避免那不可知的高深莫测的自然界对人给以难以招架的报复。至此还不够，因为这种生态保护的态度是出于恐惧和无奈。我们更希望把生态保护的观念建立于更有亲和力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荀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道家和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特别是冯友兰基于逻辑分析的大全概念。这样的大全概念可以使我们把生态保护主义建立于主要是理性的而非神秘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之上，从而使以人为中心和以天为中心的观点并立不悖，使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做法并驾齐驱。应该说，这样的生态文明是较为健全的和可行的，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

　　七、结　语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西方人本质上是宗教的，中国人本质上是哲学的。[5]现在笔者要加一句：西方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功利的，至多是道德的，而中国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哲学的，确切地说，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不可以说，西方的生态文明是宗教的呢？因为大多数西方人所信奉的基督教的教义中几乎没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圣经·创世纪》中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由此可见，除人以外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送给人作食物的，并且让它们惧怕人。这里完全没有中国哲学那中“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必须同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就是中庸之道。可见，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文化都是先天地具有生态文明的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然而，倾向归倾向，倾向还不等于现实。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在生态文明上做得并不太好，甚至落后于西方。其哲学上的原因是，人为派明显地压倒自然派，因而远离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之宗就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会走到自然派和人为派和谐统一的正道上来，这也可以说是儒道和法墨在当今时代的统一，那时，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生态文明便会大放光彩。

　　在此，让我们引用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的结束语：“用抽象的、一般的言语谈论事物，总是有危险的。但是在这里我不禁还是要说，西方是向外的，东方是向内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无论如何，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一种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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