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由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中国思想中有三个开创性的类型。在存在论即本体论方面，关于支配宇宙的力，道家说是自然而然的天道，墨家说是人格化的天帝，儒家说是尽人性的天理。在政治哲学方面，如果道家也要国家的话，那是一个放任主义的政府；墨家要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儒家要的是一个以礼仪制度协调各阶层关系的政府。在人生论即道德哲学方面，道家说人性本来就是完善的，每个人只应当遵循他的天性而生活；墨家说人性本来不完善，需要有贤人或天帝教育和管理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儒家说人性虽善，但需要培养和提高才能臻于完善。在教育论方面，道家教人摈弃礼教和知识，以致无知无欲，返朴归真；墨家教人学习知识，从而控制和利用自然；儒家则教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自我实现。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三派：道家是自然派，墨家是人为派，儒家是中间派即中道或中庸之道。

　　三、自然派战胜人为派

　　出现于周末的这三派，为了各自的生存，发生激烈的论战。这场大战以墨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至于墨家失败的原因，我们从《庄子》的如下一段话中可见端倪。

　　墨子“ 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简言之，墨子虽有许多好的品格，但他却把克己奉公推向极至，实施起来过于苛刻，实际效果是既不爱人又不爱己，因而失去人心。[2]

墨家虽然失败了，但主张人为的观点却被另一个人加以伸张，此人便是荀子。荀子自认为是儒家真正的传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一方面，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宣称人性是恶的，君与师的责任就是改善人性。另一方面，荀子也反对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而主张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

　　荀子说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在这里，荀子呼吁人们，与其敬而思天，坐而论道，不如把天当作物体来畜养从而控制它；与其对天服从并歌颂，不如驾驭它并利用它。这近似于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即：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不幸的是，荀子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他们只是实行了老师的政治哲学而且走得太远了。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荀子的学生李斯任丞相。李斯辅佐秦始皇从各方面统一了帝国，把政府的权威推到极点，以致焚书坑儒，试图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秦始皇成为历史上的暴君，逼迫人民造反。其结果是，荀子的学说和秦王朝一起很快地消亡了。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十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被叫做“宋学”，它在明朝也得到发展。其代表人物包括朱熹、陆象山和王阳明等人。这些哲学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是新儒家，也被叫做“宋明儒学”。

　　新儒家不同于原来的儒家，就在于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天理”，以反对“人欲”，这些概念实际上受了佛家的“法”和“无明”等观念的启示，在此之前，一直无人多加谈论。旧儒家虽然也谈性善，但并不完全，人的善性需要后天加以培养和扩充。但是，按照新儒家的说法，天理早已是完全的，只是被人欲所蔽；如果清除了这些人欲，真正的心灵就会放出光芒。这很像老子所说的“损”。可见，新儒家更加向自然派靠拢，自然派的胜利日益巩固。

　　中国哲学史的这个时期，与欧洲史上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个时期，有某种类似。类似之处在于，其成果越来越是技术的，具有经验的基础和应用的方面。唯一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欧洲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对于后者的技术，印度也作出了大贡献。不过印度的技术只能在人生的否定中实现，中国的技术则只有在人生之内实行。理想不同，方法随之也不同。新儒家的理想可以归结为：去人欲以存天理。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和现代欧洲力求在自然界和人间找到它们。但是在中国，自从它的民族思想中“人为”的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即直接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这也就是说，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和现代欧洲则力求认识自然而后征服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找永久的和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能够由天上转到自然和人间，而中国则没有在同时由向内转到向外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自然和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人为”路线；这里只有历史的继续，而没有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之间的明显界限。二者都力求认识外在的世界，然后征服它。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因为它们都假定人性本身是不完善的，因而需要人为地加上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称为思想上的“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对于追求心灵幸福又有什么用处呢？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是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科学了。

　　总之，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那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它；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科学，那是因为中国人是向内寻求幸福而不是向外寻求幸福。中国人之所以向内追求幸福，那是因为中国哲学假定人性是完善的，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天即自然。尽管作为天的自然不完全等同于物理上的自然，但它包含物理的自然，因为哲学的天是至大无外的。可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包含着人与自然环境合而为一，而后者正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因为它与天人相分进而人为地改造自然的理念正好相反。进而言之，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应有之义。

　　四、近现代人为派对自然派的反击

　　中国文化的人为派对自然派的大规模反击应该说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从表面上看是借助西方的向外的人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向内的自然主义，其实这只是借助西方的人为主义来激发中国固有的人为主义。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努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的阶段性胜利。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绝非仅仅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笔者看来，更主要的是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以墨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向外寻求幸福的人为主义。下面，我们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与墨家和法家的哲学思想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毛泽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是一个人应该爱他人，爱社会，而且这种爱是无差别之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道德，亦即毛泽东所倡导的“白求恩精神”：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因而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知道，墨家主张兼爱，它反对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墨家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墨家建立国家和设置长官的目的不是“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而是“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这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和对其干部的要求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墨家和毛泽东主义的社会基础也颇为相似，都是社会低下层。事实上，墨子本人及其门徒大都来自社会下层的游侠，其统治手段也类似于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墨子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这就是说，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乱世中拯救出来。不过，国君一旦获得权力，便施行集权统治，即天子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就是所谓的“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也就是说，总是同意上面的，而不依照下面的。这类似于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的教导，或者说：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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