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村振兴是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然选择

“在地化”趋势VS“失语”

　　我们先回顾一下苏宁集团孙为民先生的讲话。孙先生在发言中讲到的“五当模式”，即投资在当地、纳税在当地、就业在当地、服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从而带动本地发展。这是现在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很少有人关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全球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在地化（localization）”。几乎所有标榜着“现代化”的企业，都在强调我们不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是以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即“社会企业”。当国内还是按照教科书思路在讲“企业一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讲得更多的是“社会利益”，即“共同性”和“在地化”，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苏宁等企业的做法是非常新潮的，体现的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

　　公益，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方面、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广泛参与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化过程。现在，很多网上热议的东西，会让人感到似是而非，因此很多人问：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事情不那么复杂，就是中国人按照一直沿用的发展方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被人关注的地方。

　　这个世界自从殖民化以来（约300年左右），已经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用这个话语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是错的，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在中国发展的这种层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验过程。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混乱解释不了，原因在于我们自90年代以来完成了一个对自己传统话语的解构过程，形成了一套比较美国化的话语。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再拥有用自己话语解释自己的经验过程了，我们“失语”了。知识分子的“失语”，只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但如果这个社会失语，则会产生一种混乱：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结构一定是越来越多多样化的。而当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都想表达的时候，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

　　主流话语很难解释，但大家也找不到到底要用什么话语来解释。我曾经说，我觉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孔子，《礼运大同篇》就像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但如今，我们很少人能把《礼运大同篇》背下来，并跟《共产党宣言》进行比较。我们自己把自己话语体系毁掉已经一百余年了，而现在开始在某些利益作用下开始的复古，比如祭孔，则有很多商业色彩。要摸索出如何用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解释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如今，我在努力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并且不太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所以，我对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是不回应的，因为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踏踏实实去做话语重建工作，数十年之后，才有可能让后人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解释能力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经验过程。而如今，我们不能做到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是混乱的。我也希望大家原谅，我不是在批评什么，因为这种（失语）已经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年代到“师夷长制以制夷”的时期（都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连续下来的问题。

转型：必然的选择

　　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原来是放在“社会化参与”上，想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性的介绍，因为公益就是一个社会化参与的过程。但我发现，大家需要听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化参与，所以作了一些调整，首先要得说清楚人类沿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无论是我们国家这种模式还是西方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基本上都是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历史300年来所做的努力。我们且不用意识形态去评判，我们只是说，人们的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每一个努力既带来收益，也带来代价。我们以往的话语更多关注收益，较少关注代价。因此，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就越多地占领收益、而“甩掉”成本。我的研究则相对关注“成本何在”、成本由哪些人承载？而当人类的弱势群体无法承载（这种成本）、人类主导群体也无法承载其在获取收益时甩掉的成本时，这个成本就转化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比如今年，气候变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根源在于人类追求的是收益，甩掉的是代价——这些代价，最终是被资源环境承载了。所以，中国人在这些问题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我们从追求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时代，到进入新世纪我们开始追求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时代，我们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这个发展规律在走，只不过因为这个国家是后发国家，并且有长期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传承，因此走的是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点：比如走得快，但是从内涵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比如在产业资本阶段走的很快，现在成了世界上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最高比重的国家（已经高达25%以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制造业产量是中国生产的。但这一点并不值得骄傲——因为1840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即实体产业的产量）是世界三分之一，现在是四分之一，这形成的是一个浅浅的“U型曲线”，并不值得我们当代人骄傲。同时，因为是制造业国家，所以当我们的制造业“产量最大”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贸易总量最大的国家，进而也成了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这本身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走到这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资源，这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几乎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如果以碳排放来看，2005年以前，美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而2005年以后则变成了中国。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转型。于是，中国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2006至2007年提出“绿色增长方式”，2017年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际上，在我们进入21世纪，因资源严重短缺、人口膨胀、发展产业资本而造成严重污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转型，不是现在。而到2012年则正式把转型理念定义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这就是现在所说的“21世纪发展不再沿着过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走不下去了，污染太严重、资源环境破坏太严重。比如北京，一年365天里有300多天都是雾霾天。现在，整个华北都是大的雾霾区。在这种情况下，不转型为建设生态文明，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要转型，这个转型别人也不理解，因为其他国家的条件比我们好，无论是欧洲、美国，条件都比我们好，日本尽管是人口稠密、资本发展也很快，但它是海洋国家，是岛国，来点海风就把污染吹掉了，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几乎没有东西走向的山脉，所以南方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随着气候变暖不断而向上顶推，推到北方、西方就形成了混合污染。疾病，尤其是恶性的癌症越来越严重。

农村政策三段式演化

　　转型是必然的，要转型必须要有新的投入、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对旧的生产方式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从某程度上来说，就是代价。而我们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完全改成了美国教科书的话语，所以无法解释我们这种转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转型是一步一步来的。中国农村政策发生了三段式的演化。

　　第一阶段，是三农问题的提出。我们自90年代以来就认为，不能简单强调农业，因为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很晚的事。什么时候农村被作为产业？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历史已上万年，农业什么时候被当作产业了？在西方，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殖民化的产物。在中国，农业被作为产业，是1950年代以后。农业本来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把农业作为产业，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它的所有矛盾已经爆发了。“农业是产业”的这种政策思路，已经走不动了。

　　所以，乡村振兴是什么战略？是个符合生态文明转型的、替代性的战略，追求的是乡村“百业兴旺”而不是“农业的产业化”。所以，无论是爱德（等社会组织）还是苏宁（等企业），做的不是做简单的农业，而是农业的新业态，即农村多元产业的混合。只做“农业”，是不太可能太有出路的，无论主管部门怎么说，我还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得看，从政策提法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产业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提出不能单纯强调农村产业，应该强调的是“三农问题”，最终，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系列的复杂矛盾，到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被中央接受并作为重中之重；接着又提出“新农村建设”；而到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农业终于走不动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

　　希望大家理解这样的变化过程。我想告诉大家，既然现在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因为这是“不平衡”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农村中的文化裂化、治理缺失，则是最主要的“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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