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村振兴是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然选择

世界农业类型形成与划分

　　世界上的农业，呈“三分天下”之态，这是伴随着殖民化而来的。殖民化是世界上一部分地区太过被偏远化、太贫困了，所以演化成了这部分地区崛起的过程，被叫作“殖民化”。随着殖民化，世界农业产生了三大类。

　　第一类是殖民地农业，它不承认原住民的财产权利，而承认外来人口成为占有资源的主体。于是就有了由外来人口为主的大农场，比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大农场，这些大农场，都是由外来者、殖民者当农场主。当我们很多有识之士到了这些国家，看到这些大农场之后，认为我们国家也应该搞这种大规模产业化，我认为是不对的，除非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作为原住民“干掉”，直到原住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低于2%——所有能发展大农场的国家，原住民比例都低于2%。比如美国的原住民就只有52万人左右，而且集中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这些殖民地的大农场农业根据它的经验形成了“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教科书体系中的内容，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怎么能从事我们国家的“农业”？我们现在的政策主流关注“怎么样把大农场模式搬到中国来”，但往往忽略了“大农场的农场主全是外来者”这个事实。实际上，我们民国年间就“搬”过（西方的经验），那时候知识分子的顶层设计就是美国帮着完成的——结果失败了。而现在我们还在“搬”，“搬”不来的时候，就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导致“没搬好”，有些人甚至说，失败是因为“搬得不彻底”。但“彻底搬”的前提，却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干掉”。

　　现在，世界上以原住民为主的大洲，只剩亚洲了。亚洲是原住民占比最高的大陆。亚洲的现代化国家，日本，100%原住民，并没有大农场农业。日本的农业，平均规模是两公顷。亚洲的次等现代化国家，韩国，也没有大农场。比较现代化的中国台湾，同样没有大农场。

　　我们往往不愿意就近看看旁边，非得去看美国，美国不是原住民大陆，也不是原住民国家，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国家，亚洲是世界上仅存的原住民最多的大陆。原住民大陆、原住民国家是学不了殖民地国家的，农业方面尤其学不了——这一点，无论各位有多少的批评，我都请大家先冷静下来，做一点比较。我毕竟是在这方面做了几十年研究、做了大量的国别比较的。

第二类，是殖民地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典型代表是欧洲。欧洲现在只有小农场，没有竞争力，于是欧洲的农业整体转向绿色主义，随着中产阶级崛起，欧洲出现了城乡融合，市民下乡经营农业。欧洲的小农场中，60%是市民当农场主，而不是农民。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批的市民去到乡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打造一个小小的农场经济——这是典型的绿色主义，这个群体，叫“新农人”。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适当地引导这种城乡融合，让市民到乡村跟农民联合创业，那将会打造一个新的业态。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甚至现在，很多私人的投资进入农业，以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农业模式，却也纷纷失败了。我们也不能怪那些老板跑路，他们真的实在干不下去了。所以，这是国情决定的。

　　大家请记住：世界农业三大类——大农场模式只能在殖民地，连殖民地宗主国都搞不成。原住民国家和地区（日韩台除外）无论多现代也只有“小农业”，而且以农户经营为主的。

　　总结来说，就是：农业的类型差异很大，互相之间不能照搬。在别的方面，我们可以相信“普世价值”，在农业方面，千万别相信。

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

　　为什么东亚都能够进入工业化？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门槛面前都摔倒了，而东亚国却进去了——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都是受到典型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这些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不管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历史上都反复实现过“耕者有其田”，用更正式的词语来表述则是“均田免赋”。1950年和1980年，我们国家都实现了“均田”；2006年，我们正式开始“免赋”（取消农业税）。我们重复了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过的历程。只要是实现了均田的国家，都进入了工业化——实行“均田免赋”是进入工业化的门槛。拥有大量资源的拉美，为什么进入不了工业化？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经历均田免税的历史过程。

　　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是恐怖主义的冲突。但恐怖主义能靠反恐解决吗？恐怖主义发生，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贫富两极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在金融资本时代，只可能越来越大，而根本不可能缩小。

　　我经常被西方大的投资机构请去做“知识更新”，帮他们提升知识层次，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了，在金融资本领域中，“收入”从一开始就是高的，为什么？是因为金融资本市场是追求流动性的，是挣快钱的。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拉大？农业完全没有流动性，一年流动一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个投资进去，一年滚动一次，怎么可能有收益呢？“脱实向虚”是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能人为挡住。只要发展金融资本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收入差别的迅速拉大。对中国而言，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制度——党组制。大的金融机构都有党组，都由党来管理。这是我们现在的客观国情。

　　世界上按照一般的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来建立本国制度的，几乎都不可能缓解本国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全球都发生三大资本过剩，即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它们导致的成本代价，向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转嫁——所以公益领域的工作目标，是扶助弱势群体，缓解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但社会必须理解：这些也不是单靠我们的努力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三大资本过剩所导致的全球危局。如果我们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危局，那我们所作的努力也只能算微乎其微。

乡村振兴：社会化推动双稳态结构

　　社会化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既然我们认识到城乡不平衡是最大的平衡，农村中的文化、治理等方面的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那我们就得看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产生于中国工业化。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制造业崛起过程是产业资本崛起，带来的是严重污染和社会矛盾拉大等问题。如果进一步搞城市化，污染只会更严重。于是中国早在2005年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了。这对所有到农村振兴产业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官方替我们垫付了机会成本。如果这些人现在选择的投资领域是合适的，将会获得持久的机会收益。而按照原来农业发展方式走规模化道路，已经造成多种的问题，包括严重的污染、食品不安全和各种各样社会冲突等。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在各地开展了一些乡村建设的工作。我们不搞集中的办公室，也没有专门人的投资，我们称为“社会化广泛参与大平台”。这些做法，其实是把世界通行的做法做了中国化改造。其中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实践的六位一体零排放立体循环生态农业试点。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新农村中发起的草根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农业本身就是文化，“十里不同风”，我们各种各样的乡土社会文化是农业社会存在的基因，只有把文化发展起来，我们农业社会才能够长期生存。

　　我们强调：生态农业只能靠社会化，靠资本化是实现不了生态农业的。社会参与是形成保障的体系，大家都重视安全食品安全，但食品安全不可能靠发标签，也不可能靠企业制定标准，最好的办法是社会参与，只要有市民参与，农业一定是安全的，我们推进的是社会参与式的食品安全体系，推进的是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组织，最终实现的是让农业回归文化本质的社会生态农业。

　　这样的实践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有助于国家的双稳态结构，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首先看社会结构。刚才说到“均田免赋”，是因为历史上只要有了“均田”的朝代，都会有至少200年左右的朝代稳定周期，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重要原因是在于让农民有了自己地资产。1950年和1980年两次分地，是中国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小有产阶层”。我们的农民，是“小有产者”。这些年我们存在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医疗领域推进市场，变成高收费。一旦农民让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有可能变成贫困户；家里老人生病了，就变成贫困户——因为这些领域收费太高。所以我们客观地看，会发现贫困不是农业造成的，贫困是外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高收费造成的。所以，如果在反贫困过程中，不对这些（高收费的）领域下功夫，而纯粹走到乡村去对贫困户做工作，那恐怕是找错对象了。所以，要维护中国小有产者的财产，让社会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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