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二）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理念牵引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十分重要的特色之一。中华民族治国理政具有重视理念牵引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比如提倡仁政、爱民、重农主义，“治山治水方可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理念已经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换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发展理念。从中国发展话语的切换来看，资源和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20世纪末，将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基本国策，21世纪初开始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议程中十分重要的话语之一（荣开明，2011；解振华，2013）。我国媒体、商界、政界和绝大多数学者所讲的生态文明都同此意。发展视角的生态文明背后的隐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切换，这不是评判过去发展模式的优劣，而是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对应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要求用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尊重和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周生贤，2008），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西方弱人类中心主义比较接近。

　　（三）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对资源和环境产生沉重的压力。农业上过多地使用化肥、农药、地下水，对海洋湖泊过度捕捞，牧场过载，森林过度采伐，土壤污染严重，我国食品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我国是资源大国，却是人均贫国。以人均来算，中国人均水资源量、耕地面积、森林蓄积量、化石能源储备和矿产资源储备分别是世界的平均水平的25%、40%、12%、50%和58%（沈镭等，2018）。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6年中国消耗了43.6亿吨标准煤（国家统计局，2017a），约占全球能源总消耗量的23%；石油消耗量达5.79亿吨，其对外依存度上升至68%（BP集团，2017）；钢铁真实消耗量约为全球的43.51%（Worlsteel Assocition， 2018）；水泥消耗量达23.9亿吨（国家统计局，2017b），约占全球主要生产国总产量的76.57%（国家统计局，2018）。铁矿石、铜铝矿、油气等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保障能力面临较大考验（周维富，2014）。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低，畜禽养殖已经成为部分水源地最重要的污染源。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难以令公众满意。2017年，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超500亿美元，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其中我国进口了9554万吨大豆，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

　　环境治理投资巨大，污染排放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提供的资料，2016年，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达9200多亿元，环境投资力度空前；污染排放十分严重，其中废水总量高达71.11亿吨，化学需氧量达1046.53万吨，氨氮达141.78万吨，总氮达212.11万吨，减排压力十分巨大。这其中工业占了大头，在总排放量中，工业二氧化硫占90%左右，氮氧化物占到70%，烟粉尘占85%左右，重金属和持久性的有机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2017年，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传统工业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高红贵，2013）。

　　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混乱的环境治理主体关系及单一的环境治理工具增加了国家环境治理的成本。在治理主体关系层面，要关注央地矛盾、政商关系，作为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主体的社区长期被忽视；在治理工具方面，新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仍然在探索，碳汇交易平台遭遇诸多困境，区域环境协商机制仍未确立；价格机制的作用仍然有限。应对现实问题，提升治理能力，降低治理成本成为首要任务，重构治理体系成为重中之重。

　　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和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是一体两面的。提出问题、准确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念是连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后，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尚没有充分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就纷纷介入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中，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层级和各领域的思考和实践中（谷树忠、胡咏忠、周洪，2013）。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部门介入生态文明的解读中（白杨等，2011）。生态文明在一段时间内被解读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简单加总，延续了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的基本部门利益诉求（黄勤、曾元、江琴，2015）。然而，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基本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越来越清晰，基于本部门或本地区利益而对生态文明的解读越来越淡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早期，刊出的生态文明论文，客观地体现了各级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诉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溯源

　　（一）传承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炎黄子孙崇尚自然主义，敬畏万物，完善自我。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行，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金瑶梅，2018）。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即主客体相融（吴伟佳，2013）。道家强调人要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人必须顺应自然，方可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刘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2018）。中华传统文明包含了整体、综合一元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元素，而与支撑工业文明的二元论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中国农耕文明蕴涵的自然观、系统生态观，可为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传统治国思想和治理体制的一些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这片疆域广袤、水灾旱灾频繁、人口众多、战乱频繁的土地上，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民本思想和治山治水治国的理念，以及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构成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思想和组织体系核心部分。这套体系强调政府对民众的需求进行回应，治山治水与治国的合法性联系，专业化和分工有序的官僚队伍所具备的强大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这些理念和治理思想，经过不断的扬弃，可以运用到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

　　（二）来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

　　我国农业文明体现和贯彻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精耕细作，轮种套种，天人合一，塑造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内修等特质，使中华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绵延不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农业人口多、耕地相对不足的禀赋逐渐形成了具有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约束、少协作、少交换特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即所谓的小农意识。

　　17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种被用来描述物理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法”日益成为主流。在这种“科学自然法”中，自然不再被认为能够按照其内在法则而运动，相反，自然运动是由外部施加的，是人为的结果（寇东亮，2017）。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统治自然，成为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观念之一（杨通进，2003）。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唤醒人类无节制的欲望，开启了人类充分发挥所谓“理性”和“科学”来征服并统治自然、征服他者的旅程（刘小英，2006）。笛卡尔创设了“人-自然”二元对立的实体学说，奠定了现代自然观的形而上根据。近四百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科学和技术一直被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三个伟大工具，在其历史发展中走向悖谬之境：理性变成了理性主义，一种适用于对自然，对人类进行复杂控制的冰冷逻辑；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一种把世界视为伦理中立的，从根本上说是被操纵的机械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技术变成了现代技术，一种用于证实接受技术化训练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化精英的权威的强大工具系统（寇东亮，2017）。实现功利最大化，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最高原则；谋求实用性，成为检验自然价值的最高标准；围绕资源开发和财富积累而展开的自由竞争，被尊崇为自由的终极形式。

　　工业文明是以机械化、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谢高地，2013）。工业化具体体现在生产劳动方式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生产规模化，以及要素市场和贸易全球化。其主要特点大致体现为全球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告诫人们，工业文明可能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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