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各种与环境相关的主义的兴起，包括影响力比较大的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挑战着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自然是为人而创造万物，人类利用和管理，甚至改造自然生态和资源天经地义，自然的价值因人而存在（Murdy，1975）。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因环境问题频发，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式微。弱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的价值因人而存在，但强调人类当以理性克服感性的贪婪及欲望，否则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会对人类的贪婪及欲望做出反馈（余彦，2017；Norton， 1984）。2015年在全球峰会上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确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上采纳了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趋同于这一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其伦理是建立一种人与其他生物都从属于地球生物圈的伦理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从利己出发自负地无节制地利用自然环境，将会造成环境要素不可逆地被破坏。非人类中心主义不承认人类具有探索未知世界无限的能力，甚至认为人类统治或掌握自然的过程就是自掘坟墓的过程。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相呼应，各种环境运动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环境运动，作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全球化学制品的生产和管理、生产和消费废弃物的管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缓解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绿色和平运动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影响了全球的环境管理。欧洲一些国家组建了绿党，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在德国，绿党得票率大约为20%，成为仅次于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欧洲议会德国第二大党；欧洲生态党在欧洲议会“法国站”获得13.4%选票，排名第三；由欧洲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所属政党组成的绿色党团是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团。绿党参与甚至主导了欧盟、德国、瑞士等集团和国家保护地球、环境及其生物、食品安全及持续性发展政策的制定。

环境管理的议题不仅关乎各国国内资源的配置，更涉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在后工业化时代，先行工业化国家推动全球化进程，推动经济自由化及贸易便利化，强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在金融、设计、专利、渠道、资源控制及企业管理服务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环节实现垄断。先行工业化国家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倾倒各种工业和消费废物的垃圾场，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或间接转嫁生态环境问题。在环境管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发展，农业遗传资源和文化保护，自然资源的荒野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的主流化，建立健全多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和多部门协调机制，完善或重构分权改革、资金机制、社会组织、教育、科研、土著民族等政策和制度框架，环境在整体上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仍在不断地恶化。尽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社会基础去建立一个更加亲近自然的绿色社会，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存在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路径依赖，不仅难以形成主流的社会运动，而且难以形成政治决策推动生态文明或者类似的亲自然的发展战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希望成为他国人民生产和消费模式效仿的对象，甚至担心发展中大国，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等遵循美国的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沿袭了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当今环境管理与哲学、发展、工业化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的研究、解决问题的实践和社会运动或民众启蒙学习等方面，与北欧、北美，甚至日本、新加坡、南美等新型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全面的差距。就笔者接触的西方学界，大凡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存有忧虑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走在一条被西方已经证明行不通的发展道路上，这将进一步加深全球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危机。

　　就整体而言，人类在资源与环境等主要议题上尚没有在哲学、思想、方法上达成共识，没有从根本上形成自洽的理论逻辑和技术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和实践，一方面依然固守欧洲文明“一分为二”的哲学基础，总要分出一个中心，或主次，要搞清楚相互间（机械）的联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在不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结构的前提下，将人和自然捏合成一个整体，探索环境管理的思想、科学、方法和技术，寻求解决面临环境问题的答案。这些在向传统的东方哲学靠拢，强调“合二为一”“和”或“统一体”。

　　二、生态文明的话语隐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一词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治理体系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主流文献中的生态文明可归纳为下列三种类型的涵义，其差别是在其背后的隐喻。

　　（一）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对应的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是在探索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在数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类人猿对地球变化影响十分有限，而环境变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繁衍和迁徙。数千年来，农耕和游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有限的，缓慢的，这为生物物种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在文化景观中共同进化的机会。这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中得到充分体现。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重构了“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等方面的关系。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标志，将人类带进了工厂时代、电子时代和智能时代。工业革命以来，在环境变化成因中人为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若环境变化是渐进的过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尚可以适应。一些人为因素致使环境发生突变，物种、种群、地球生命系统都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物种消失、生态退化和气候异常，反过来人类又不能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导致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中断（Rees， 1999）。因此，先行工业化国家努力有所作为（Settele and Spangenberg， 2013），促进生态创新（Rennings， 2000），放缓改变的速度，提高生物和人类的适应能力（Settele and Kuhn， 2009），阻止生态系统服务崩溃。

　　出于对人类生存和地球安危的担忧，人类在自觉思考并呼吁新的文明形态（俞可平，2005；牛文元，2013）。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翻过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一页，而转化成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生态文明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推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生态化。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尚处于探索或启蒙阶段。表1展示了不同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定位、主要技术、能源变革、主要产业、社会组织、空间范围、文明延续时间等。现有的生态文明研究并没有就主要技术、能源、主导产业给出清晰的答案。生物和信息技术可能出现重大突破，可再生能源应当会代替化石能源，环境和文化产业有可能代替工业和金融业成为领军产业。这些可能的技术突破、产业变迁会怎样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组织模式，本文很难作出判断。笔者猜想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可能解体，而被扁平的，人民自主的网络和协同所代替，核心家庭主导的社会可能会进一步解体为更加原子化的个人或单亲家庭。工业文明强化了国家，形成了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全球事务，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全球化会进一步加深，真正实现地球村。从人类历史来看，原始文明经历了百万年量级的历程，农业文明经历了万年量级的岁月，而工业文明只有百年量级的历史。

　　然而，工业文明行将结束，工业文明时代即将逝去的判断，很难得到政治家、广大人民，甚至包括对全球生态环境充满忧虑的科学家广泛的认同。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波澜壮阔，极大改地提高了人类福利水平，彻底摆脱了人类总是在低福利水平上经历“技术变迁-福利改善-人口膨胀-低福利水平-技术变迁”循环往复的变迁历史。工业革命似乎不断爆发出新的青春，人类仍然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无尽想象空间，依托人类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仰望无尽的未来，如数字网络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重塑人与自然。人类正在酝酿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环境为代表，配置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智能科技，人类可能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正试图解决前三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在德国、瑞士、挪威、芬兰、丹麦、斐济、尼泊尔、不丹等局部地区，非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可持续发展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在南美、非洲、欧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被接受。中国也有少数学者偏好这一视角，从哲学、人类发展史维度思考人类的发展道路，反思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模式、伦理道德，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主导了各国和人民的发展行为（陈伟华，杨曦，2001）。“人类在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肯定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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