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以“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中国双绿66人圆桌会专家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深入分析了当前疫情扩散之下发生的“全球化危机”的客观规律，提出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最近西方世界对中国抗疫过程有怀疑和批评，因为批评和质疑太过强烈，反而把中国真实的抗疫经验掩盖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防止疫情？在防疫战斗的过程中，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大约有60%左右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跨省进城打工人员占外出人口的大约60%。

　　也就是说，大疫期间（恰值春节），打工者回乡居多，初算3亿左右的打工者中有1.6亿人是出省的，还有1.2亿人留在本省；几亿人流动使乡村变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战场。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在村医生很少、卫生所几乎没有；在防疫资源聊胜于无的情况下，竟让疫情止步于村野。

　　曾经有个朋友看到这个讲座题目之后问我，可以说大疫起于村野吗？我回答说应该是大疫止于村野，虽然农村抗疫能力是最弱的，但是农村发生的疫情程度却是最轻的。

　　这次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传播，需要花几千亿元人民币，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媒体、学者在总结中国抗疫经验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农村是如何防疫的。大家只关注农村的断路封村、村干们比较诙谐的政策宣讲。

　　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与上次非典疫情一样，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

　　封村断路只不过是一个大家表面看得到的手段，真实的原因是乡土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可以有自给自足的条件。疫情发生期间，我就住在一个山村。疫情开始封村的时候，城市里似乎发生了抢购事件，大家都在担心吃饭怎么办、生活必需品怎么办？

　　实际上，在村里生活不用去抢购。粮食和蔬菜是自己种的，畜禽是自己养的，冬春季蔬菜跟不上的时候，房前的野菜屋后的竹笋都够吃几天的。所以，基本生活不是问题。再加上近年来中央加大三农投入基本实现了“五通”进村，有条件的市民纷纷下乡跟农民联合创业，越来越多的城乡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此次防疫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内在因素。

　　乡土中国的疫情发病率低、死亡率更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打工人口有家可回、有村可回、有故乡可回；这也就是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乡村”，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才是大疫止于村野的基础。虽然，这个基本经验很少被海外政治家和媒体关注，但这是中国的最重要的防疫经验。

　　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

　　从这个开场白的话题引出了什么内容？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战略。简而言之，就是人与自然要共生、空间生态资源要共享，经济和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乡土社会是“三生合一”，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自然生态就有什么样依存于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要通过生态化转型达致生态文明。人们都知道城市社会“千城一面”；乡村社会却是“十里不同风”。可见，生态文明主要是由几百万个自然村组成的多样性的在地化聚落为载体，这是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

　　诚然，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调整，特别是在疫情打击下，上天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自我反思。如果不在疫情中反思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教训。今天讲座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在内容上比较注重反思，疫情在不断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了，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其实，在疫情暴发之前已有预警。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已经指出，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发展产业集群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产业成本，并将产业集群置于最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以节约运输成本，所以出现了产城融合的半小时或一小时经济圈。中心城市形成的产业集群与周边中小城市联动会形成城市群、城市带。然而，恰恰是将产业集群压在城市带上导致了混合污染为主的面源污染。其与点源污染最大不同，在于面源污染并不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只能改变生产方式。

　　除此之外，农业的面源污染更甚。我国农业从90年代开始大规模使用除草剂、农业机械，现在农业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化学化的农业，虽然机械化程度还不是最高，但是亩均化学品的用量位于世界前列。

　　2005年《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使中央国务院在决策层次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2006年提出了“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概念，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战略思想，2008年提出农业要在2020年实现转型、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场全球危机，中国出台了救市政策，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面源污染发展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大自然对人类这种激进到不计代价，且粗放数量型的增长方式虽有一定程度的承载力，但若是简单搬用粗放的进化论，取代可持续的包容乡村多样性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难道真有必要如此吗？

　　中国在近几十年内形成相当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相继提出了很多政策发展措施，如从十八大以来的2012年、2013年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2015年提出深化生态文明改革体系，2016、2017年探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但却有很少人真正把乡村振兴理解成贯彻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性战略，这是为什么呢？

　　在乡村社会，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量可能是数百万亿的规模，但却很少能够清晰计算，因为生态资源特别是空间生态资源几乎是无价的。主要是由于它的可标性很差，不能被标准化计量。

　　“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这个提法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原来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即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并不是同一个事物；经过不同地区、地方领导干部的精炼后，明确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将其分立成两块，考虑到的是绿水青山本身就具有巨大资源价值化的潜在空间。

　　为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国家1998年提出了加强基础建设投资，20多年来大致形成了一两百万亿的基础设施资产，并且很大部分是为农村搞基础建设，包括“五通进村”和整治河道修理桥涵，整体投资了二十万亿甚至更高。

　　河道连同水资源在内很可转为价值化资产，但由于被政府部门投资，所有权归属部门，与地方老百姓、农民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沉没成本，在部门那里就表现为债务，政府消化不了，也不像西方国家开发债务产品来活化债务市场，银行也无法跟进投入流动资金，企业也不能与社会投资相结合。于是银行不断增发货币，要么进入股市要么进入房市，却难以激活大量沉没资产用于生态化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其实，只要银行投入的资金能够转化为资产，将沉没的债务资产活化是有前景的。但麻烦的是，政府部门还没能按照深化生态文明体系的改革要求去改善部门法制或规章，大规模的基建形成的沉没资产，也并没有与农村创业创新、乡村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相结合。

　　于是，当上一轮西方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实体经济严重不景气时，没有来得及反思如何实现金融与生态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的战略转型，而是出台了工业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现象上过剩的实体经济，而过剩是无法在全球化危机爆发之际被任何一国单独解决的。

　　当中国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搞“三去一降”时，金融就没有意愿进入实体经济了（因为大部分行业都不景气），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在城市就出现了通货紧缩，宏观上也进入金融经济下行期，金融投到实体的资金继续下滑，城市需求上不去。于是，大量化学品催生的农业跟着出现过剩。2016年开始讨论农业过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但没有意识到农业过剩是过度化学化的粗放型增长催出来的结果。

　　城市经济2014年开始下行期的不景气情况下，很多企业下乡发展。

　　此前在1998年上一轮城市经济不景气的阶段，也有很多企业下乡，圈占农村资源推进资本化以获得利润。此次城市经济再度不景气，企业又纷纷下乡圈占农村资源，试图推进新的一轮资源资本化。此时恰值新农村建设，在大量投资注入农村，帮助实现农村“五通”，行政村级别的农村已经实现水电气路+宽带全面进村，基本属于开发区的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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