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中的理想主义者早在19世纪开始设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而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后半叶率先开始探索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途径和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振姬海，2017）。在理论方面，西方国家提出了盖亚假说、生态社会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景观恢复等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种种理论和学说；在实践方面，欧洲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以色列的集水技术、美国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意大利的自然保护方案、荷兰的高效农业模式等，都是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三）来源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和追求中国梦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断加快现代化进程。先驱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认识到森林资源的不足，确定植树造林、护林防火等森林保护政策，并延续至今。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需要赶上全球工业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森林资源过度消耗，以支持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公社化、“大跃进”、林业“三定”等重大制度变迁造成了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政府和社会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威胁。中央政府部署了有力措施扭转森林植被减少和退化的趋势，在不同时期实施了标志性的工程，1978年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1990年开展了消灭荒山运动，1998年以后，相继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草）等重大工程，对于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进行抢救式的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保护性的森林政策得以完善，天然林全面禁伐，生态修复、生态恢复全面推进，森林康养、森林休闲等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生态作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美好环境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回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旅程，我国决策者一直在提高甚至是重新构建对自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据此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和更新治国理念。在中国实践经验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发展过程的生态转向，都脱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传统治国理政基因。独特的政治智慧对生态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上的政治承诺和政策的执行效率上。接受着传统文明精华的哺育，吸取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依托着现有人类发展的成果，中国在探索适合于国情的生态文明之路。

　　四、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抓住了新一轮世界工业布局大调整的机遇，实现了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部分精英阶层信心爆棚，追求不受基本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的所谓自由，中国社会物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极大地影响本来具有谦虚、谨慎、克己、勤勉等优良品质的炎黄子孙对自然、生命、人生、生活的理解。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极限，不改变这一局面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福利进一步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决策团队的政治承诺，中国从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全方面主动直面资源环境约束，必然会对实现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国梦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确立良好生态环境为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回答了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于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执行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践行于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大气中的霾，土壤里的毒，水中的浊，恢复自然生境等重大民生关切问题，推动环境治理，绿色导向的财政、金融、价格和税收制度，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区划，国家公园试点，环境审计，多规合一等改革或改革试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深刻，融合发展话语涵义、发展实践涵义及哲学涵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和富强的社会实践，客观地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比如美丽乡村的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我国重大的发展行动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这不是在讨论未来怎么样，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包括环境保护的个人行为、组织行为，需要方针政策引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行政体系有效的执行。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知识体系构建、集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融合发展话语、发展实践及哲学涵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于人类文明史、中国文明史深厚的土壤，面向人类未来必须回答的问题，贯彻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不仅需要接地气，融入构成中国精神底色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基层治理安排，而且需要适应和发挥工业文明所积累的生态、技术、组织和文化成就，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工业与生态、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反思成果。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环境社会运动过程是不同的。在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民众和公民团体等社群联盟的发展壮大与环境社会运动的兴起是相互促进的。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赋予了政府更强大的能动性。当下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存在推动发展的路径依赖，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招商引资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地方政府支持社群联盟，或要做到发展不能伤害环境和降低资源禀赋。中央政府改变了过去只有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才被动介入地方环境管理事务的处理方式。“祁连山事件”重塑了中央政府严格环境管理的形象，环保督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①中央严格保护政策和监管直接形塑了地方环境和资源治理体系，这已经成为推动我国资源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而这本身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与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前无古人。在剧烈变迁、稍显急躁的时代，我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的具体架构、哲学基础、制度安排、精神内涵等仍然缺乏基于实践的系统总结、探索和思考。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智慧及文明，该过程尚需要哲学、文学、艺术、大众思想及其支配下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构。这种探索和总结，对于形成扎根中国又贡献于人类整体文明进步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形成中国在自然与人类关系领域的理论和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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