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遭遇本世纪以来外部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时刻。持续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将走向何方？此前的改革留下哪些未竟之业？又能为未来提供怎样的启示？日前，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
孔泾源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虽然之后体改委在机构改革中迭经变动，但他一直在改革部门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历经多个岗位，直至担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他不仅是诸多改革的见证者，也是一些改革方案的参与者、操刀人。
作为操刀者，他经历过起草的方案被改革对象塞入“私货”，也遭遇过网络攻击谩骂。他也相信技术的进步有时可以消融那些难以改革的体制坚冰——比如，互联网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垄断，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过去固网的自然垄断，使三网融合只剩下行政垄断的唯一障碍。
在孔泾源20多年切身经历的诸多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绕不开的。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因其牵涉人数之多、利益调整之深，深深镌刻进无数人的记忆，也时时引发争议。国有企业改革中，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有没有不公平？在孔泾源看来，是有的。“我是从中国社科院出来的，在做国企改革政策文件的时候，别人也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的知道，这是在制造不平等、制造不公平，但这一步还必须要走。这一点也很纠结……如果当时我们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也许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不打破利益格局、四平八稳，有时候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他总结为重点是以“效率优先”突破计划体制的老路，集中精力创造市场经济所天然需要的平等发展条件——权利平等、竞争公平、规制中性。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半场，则必须由“效率优先型”市场建制走向“效率与公平均衡型”改革开放，以市场新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统一。
面对当前严峻的外部局势，他的答案是“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性开放来迎接百年变局、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第一，把当年我国入世承诺的开放，尤其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关键行业，都大大打开；第二，制度性开放——至少在国际商务规则、企业制度，甚至金融架构方面，采用国际最先进的规则，实现制度性同构，“总之，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谈改革背景：
以“效率优先”突破计划体制
经济观察报：您从1990年代初进入原国家体改委，经历、参与了20多年的改革过程，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经历、参与过的改革，并对这些改革做个点评，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启发。
孔泾源：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一转眼就40多年了。到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还路途漫漫。当时启动改革开放的先辈领导人，肯定没想到需要这么长时间。我们参与改革的这代人，也没想到需要这么长时间。当然，作为治理层面的改革，或许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式。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治理改革与市场建制》一书，回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及其各个领域的进展、难点和利弊得失，从“技术”层面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疑惑，也算作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反思吧。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考虑的只是改变经济管理方式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不论是问题导向型，还是效率功利型，都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
为什么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仅仅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还是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必然规律？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我认为，如果从制度而不是工具层面看，由自然经济体向市场经济体演进，是数百年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计划经济体只是人们高估自己的理性能力而创造出来的类自然经济体，只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历史插曲。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算真正理解了中国经济市场化变革的必要意义和逻辑规律。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因产权、决策、激励、竞合、信息、创新等资源配置类的机制性优势，足以创造其他经济形态所不能成就的效率奇迹。殊不知，市场经济天然需要平等发展条件，却必然产生不平等结果，本身也有各种缺陷，甚至绝不比其他经济形态的缺陷更少。效率与平等或公平的矛盾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矛盾，只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种矛盾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表现出来。
“中国创造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其制度先进性与价值正当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效率和尽可能合理地共享社会财富，即以市场新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统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必须由“效率优先型”市场建制走向“效率与公平均衡型”改革开放，或可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半场或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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