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认为每个人都分到国企股份才是典型的全民所有制的体现，在理论上或有可能性，在实践中是操作不好的。苏联、东欧的全民所有制覆盖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还可以理解为全民所有制。中国存在国有、集体两大主体，二者是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即使将国有企业理解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也于事无补。剃头铺子的股票价值与商业银行的股票价值还是很有区别的，不可能将每一个工商企业都平分至十几亿份来体现公平性。况且，进行过国企股票分配的国家，主要目的可能不是解决公平性而是要加快私有化。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抓大放小”方式，大企业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小企业推向市场，总体上符合市场原则。操作中有其失误不公，一路走来有得有失，不好简单地进行道义评判。
当然，利益关系的调整总是艰难的、也是有代价的，遇到的阻力或反对意见也不会少，并且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里不讨论理论上、道义上的问题，仅就典型的“通钢事件”而言，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调整或产权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引起的社会反弹，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措施，并相应地发出了若干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新世纪的国企改革已经不能再像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企业大规模破产重组、员工大规模下岗分流，人们的维权意识已大大增强。第二个信号：老工业基地、尤其是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地区，改革氛围和条件远远不及东南沿海和其他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小的地区。多少年来，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于斯，当地非公有制企业、体制外经济还没有成长起来，国有企业就是他的一切。第三个信号是，激烈的反弹行为作死了别人，也作死了自己。由此导致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影响是深刻的。几轮东北振兴而走不出困境，与当地的体制单一、固化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改革者需要从教训中汲取经验，完善改革方式或措施。
谈混改：不能泛化国企的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从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破产转制，到现在国企改革持续了20多年，如今还在推进国企混改。在混改和“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的国企改革方针之下，一度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混改不只是民资、外资进入国企，也包括国资入股民企。有些地方的国企或政府，成立各类基金，投资入股民企，你怎么看？
孔泾源：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古今中外各种经济体制中都有国有经济。中国历史上有过“工商食官”制度，即官府垄断全部工商业，各个时代有所区别的是国有经济的规模、结构和作用。
在当代中国，国有制是什么地位？过去是希望全部实行国有制，即苏联或者东欧那种全民所有制。但实际情况是，我国有广袤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城市经济占比还很小，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农民，集体经济摆在那里，本来就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么看待国有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公共品生产和服务，有的还属于纯公共品性质——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收益，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提供和满足，需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举办国有企业、事业机构来承担普遍服务、公共品生产职能。问题是，我国将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上升到经济性质、政权本质的层面认识理解、赋能授权或进行政治是非判断，泛化了国企作用，紧缩了改革空间，加上历史原因，国有经济的分布和比重远远超出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范畴。
近些年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管资本为主”改革，表明社会对经济规律、对国有企业作用又有新的认识，提供了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制度空间。但既要改变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分布过广或比重过大格局，也要防止国有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便利或资本基金优势，过多地向竞争性领域延伸或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总之，在相关领域，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为主体，不应当是人们简单地从主观意志或价值判断来决定尊卑贵贱、高低优劣、主要次要，而应当由某种经济成分对特定的生产和服务的体制适应性优势，由市场的决定作用、包括政府的引导作用来进行选择或权衡比重。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一个长期任务。原因一是历史上国有企业分布广、比重大，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二是国企改制不仅没有简单的走颠覆式的私有化之路，而且至今对国有企业还有广泛的社会责任乃至政治角色赋能；三是各级政府都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干预经济的工具；四是一些新经济、新科技领域，还需要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投资，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以及新的服务模式发展。另外，中国是后发赶超型国家，有时候还需要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应对重大事件或国际挑战。
谈电信、电网等垄断领域改革：
分拆竞争性业务与垄断业务
经济观察报：网络类自然垄断领域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的难点，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如何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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