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婧 荆学民：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内容提要：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现代化；治理

　　 作者简介：于淑婧，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①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国家制度体系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③，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理念。

　　 在自媒体时代，伴随着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媒体与政治越来越相互依赖，二者的关系被学者们定义为“共生”④，这促使政治传播越来越嵌入到政治运作之中。在自媒体时代，普通民众的“技术赋权”，使政治传播的行动者不再仅仅限定于政治家和媒体机构，民众也成为重要的政治传播行动者。因而，原有限定于单一主体的政治传播，突破时空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系统的“神经”和“毛细血管”，深入到政治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

　　 因而，在自媒体时代，治理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传播成为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规范运行的政治传播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⑤。政治传播本身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现代化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所以，本文将结合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从目标、机制和价值三个层面，探究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问题。

　　 一、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麦克奈尔曾将政治传播界定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指出了政治传播达成政治目标的特性。政治传播既是政治目标实现的手段，也是过程；反之，达成某种政治目标既是政治传播活动的原因，也是结果。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政治历程，其一直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每个时期特定的政治战略作为目标。如今，中国政治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并逐渐走向治理，中国政治传播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从“宣传导向”向“治理”的转向⑦。可见，中国政治传播具有了新的战略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战略从目标层面对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文已经指出，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⑧。

　　 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意味着，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传播，其需要促进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服务于更好地把我国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反过来更有效地服务于将国家治理效能用以印证制度优势。这一目标意味着，政治传播需要改变从革命年代遗传的“宣传者”或“控制者”角色的强大惯性，从新的逻辑出发塑造自身的角色，通过促进其自身角色的现代化，使其转变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⑨，并促进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政治传播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该目标。

　　 第一，通过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所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其“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⑩。从学理上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的政治发展，逐渐建立起来，目前仍处于从尚未完全巩固到逐渐巩固的过渡阶段。制度巩固的国家与制度尚未巩固的国家之间，在国家建设和国家建设使命上存在差别。前者的使命是提升和优化国家的能力，后者的使命是不断巩固国家的根本，即根本的制度体系(11)。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国家制度建构和巩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服务对象和战略导向的政治传播，也需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正如上文所说，政治传播已经镶嵌在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中，与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治理体系也深深地融合在一起。政治传播作为保障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机制，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利于政治的制度化和国家治理。从理念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政治传播转变过去过多依靠人际传播、运动式治理的传播、行政强制式的传播、无规则非常态的传播等导向“人治”的旧理念，转向更多依赖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依法传播、有秩序的传播等导向“法治”的政治传播理念。

　　 第二，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12)。从制度理论来看，研究制度的学者也非常关注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强调置于制度之中行动者的重要性。对此，让·布隆代尔认为，“制度不会仅凭自身而发挥某项功能，其效力大小取决于行动者如何运用制度的内在特点”(13)。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产生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保障制度依法有序运行，以及治理的依法有序，还需要在制度和治理的适应性方面有所提高。这对政治传播来说，就是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正如上文所说，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已经形成了多元的行动者，中国政治传播也处于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因而，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政治传播需要转变原有由单一主体主导的政治传播理念，积极发挥社会领域政治传播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主动吸纳自媒体等新媒体带来的政治传播势能，特别是自下而上政治传播的正面功能，通过将政治参与深度融入治理的全过程，更有效地应对新环境下多方面的风险，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第三，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从词语的涵义来看，“治理”有种种用法和意思，中西方的学者和官方语境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对此，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人物格里·斯托克指出，尽管如此，就理论来说，治理有一基本的相同之处：治理所指的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治理的本质在于，其是多种统治过程和互相影响的行为体的互动带来的结果(14)。俞可平认为，治理的理想形态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5)。可见，不管是“治理”还是“善治”，从规范意义上，其都强调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和合作。因而，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传播，需要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这一方面需要积极建立二者对话、沟通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创造一种包容性的沟通协商环境。在自媒体时代，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需要注重发挥自媒体所创造的公共空间的作用，使其补充原有公共空间的不足，同时进一步促进开放、平等、包容的社会公共环境的形成，使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能够自由对话、权衡博弈，不同性质的政治信息经由大众传媒以及各种新媒介，能够在政党团体之间、国家社会之间以及社会成员内部实现通畅流动、理性对话、平等协商、充分论证(16)，最终在沟通共识、对话合作中推进国家治理。

　　 二、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

　　 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意味着政治传播不仅服务于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还需要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嵌入到国家治理之中的政治传播，需要从过程层面有利于国家治理。从“权力”维度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将使政治传播从过去较为重视“权力的获得”，转变为不再仅仅从“授权”方面作出政治宣传式的论证和维护，而是更加注重“权力的应用”以及“应用的效果”(施权)。中国政治传播将更进一步成为保障国家治理有序运行并使之走向现代化的手段和机制。这意味着在机制层面，从过去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政治传播模式(17)中，发生“跳出类型的变革”，通过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推动中国政治传播走向新的秩序。近些年来，伴随着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国政治传播从三个方面体现出运行机制的现代化。

　　 (一)政治传播的制度化

　　 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政治传播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中，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是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础和依据。亨廷顿曾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脆弱的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致使人们在选举之外寻求政治表达，暴力与革命是常见的方式(18)。制度化的政治传播有利于在稳定和有序中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亨廷顿进一步将制度化宽泛地界定为“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与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并指出，制度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部协调性四种特征(19)。这意味着政治传播的制度化需要形成一套巩固的、完善的、自主的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塑造的空间中，政治传播的多元行动者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策略性行动，从而形成国家治理的有序状态(20)。

　　 具体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主要包括两点：

　　 一是政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21)，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传播中是核心能动者和主导行动者，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强大“自主性”。从比较视野来看，杨光斌认为，与制度理论中主流社会科学所流行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是“政党中心主义”(22)。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23)。因而，中国政治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政党领导色彩。

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布局来看，中国正在有意识地将执政党的领导进一步制度化。这也促使政党对中国政治传播的领导迈向制度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从横向的“全面领导”和纵向的“集中领导”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24)。政党领导制度化的本质意义在于，“使政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不是通过组织关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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