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婧 荆学民：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与程序展开，成为一种有监督、有边界的政治运作过程”(25)。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的主导行动者越来越强调其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则性，也即将政治传播活动中的政党意志转化为制度和法律规范内的行为。这使中国政治传播不再仅仅是政治宣传中那种对主导行动者政治意志和政治理想的强制推展(26)，而是成为按照规则从事政治传播的治理行为。

　　 二是政治传播职能的制度化。中国政治传播的职能主要分为“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两部分(27)，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这两项职能的法制化。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尝试规范政治传播的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这促进了中国政治传播职能的制度化。从内容输出来看，2019年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显示了中国政治传播中宣传工作的制度化趋势。该条例被认为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28)，这从宣传层面规范着中国政治传播的内容输出职责。对于信息管理，以互联网信息管理为例，近些年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如《网络安全法》)、行政法规(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部门规章(如《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继颁发。这些举措正在力图使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工作有更为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也是中国政治传播职能制度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构成了政治传播秩序运行的依据，规范着政治传播各个具体行动者的行为。好的制度是硬性的，对现实有规约作用，但制度又不是僵化的，还要给执行者在现实操作中留出调整的空间和弹性。同时，制度也不是凭空而造的，而是有着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并不是对原有制度推倒重来，而是在大的架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增强修补和适应能力，增加其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29)。此外，制度化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相关制度的确立，还在于制度需要内含“法治”精神。自中共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理论依据(30)，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与这一理念相匹配，将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在制度化这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和加强的维度。

　　 (二)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

　　 白鲁恂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现代化”一般表现在传播技术的现代化上(31)，中国政治传播亦是如此。在自媒体时代，新技术的运用及专业技术人员和机构是中国政治传播吸纳的重要对象。这种技术吸纳重构了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通过促进政治传播过程的技术化和专业化，推进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

　　 首先，中国政治传播对现代技术的应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政府治理的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应用使网络舆情工作体现出数据化和智能化。相关的实证研究指出，各种各样的舆情监测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对网络空间政治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中国政治传播主导行动者对网络政治信息监测的全网、跨境、及时与自动，舆情监测成为包括舆情采集、分析、预警、统计、引导和管理在内的一个综合体(32)。二是政务服务。有研究指出，“2017年以来，我国政务服务线上化速度明显加快，政务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并向县域下沉。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政务服务不断融合，服务持续走向智能化、精准化和科学化，重构着政务服务体验”(33)。

　　 其次，中国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还体现在通过政治传播的专业化促进对技术的回应。不管是网络舆情工作还是政务服务，技术的应用需要依赖于专业人员和机构，这种需求推动了舆情监测、收集、分析等业务的产业化。互联网时代，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及政治信息表达模式的变化，促使政府或政党允许或运用第三方专业技术或机构介入到数据化、智能化的政治信息收集和综合过程中。另一方面，中国行政官僚系统的特殊性也需要政治传播的专业化作为补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方面，不同级别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源于下层官员是由行政层级中较高级别任命的，较低级别考虑到政绩和升职压力，因而具有较高的动力少报可能指向当地问题的统计数据。在这样一个信息稀缺的环境中，与其他环境相比，上级政府掌握网络信息和在线讨论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34)。因而，通过积极推进政治传播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纳，进而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缓解政治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舆论监督降低政策在执行层面发生变异的可能。可以说，网络信息收集分析的新技术和舆情工作的专业化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35)。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对网络上政治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对专业技术系统、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依赖，这主要体现在对舆情的关注上。有研究指出，目前在中国政治传播中，介入到舆情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四种类别：软件公司、党组织、政府部门和大学(36)。一方面，采用新技术的商业舆情监测机构，已经纷纷推出政府舆情监测方案，通过政府购买、提供智库服务的方式，被政府纳入制度化的舆情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官方背景的舆情监测机构也积极开发新的技术系统、吸纳和培养专业人员。此外，社交媒体也通过与数据公司合作的方式，加入政务舆情监测之中(37)。

　　 最后，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还需进一步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在线舆情监测、分析的技术化与专业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体现，这一举措一方面改变着政治传播运行的某些过程，但同时值得注意是，其并没有改变中国原有的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运行模式，原有政治传播中的行政逻辑、维稳逻辑、管制逻辑和动员逻辑依然十分强势。正如相关实证研究指出的，技术正在使中国的舆情工作、社会治理和宣传过程日益融合，其导致的是宣传的“升级”和“复兴”(38)。显然，这种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距离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后者要求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予以进一步转向：一是将舆情理念转变为舆论理念。在中国语境中，舆情在狭义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39)。显然，舆情所重视的“态度”和公共舆论理论所关注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政治传播需要借助技术的现代化，在关注舆情“态度”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公共舆论的“意见”。二是在此基础上，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化。这意味着通过推动中国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助力各级政府将民意纳入政策和决策之中，帮助政府得到科学的信息和信号，作出科学决策，进而提高决策过程的开放性，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

　　 (三)传播模式的双向沟通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是政治传播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维度。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本质上就是形成基于民主的政治传播，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形成“有表达的”政治传播。政治学家萨托利曾指出，表达“不仅仅意味着信息的传输”，因为那种通过民意调查或者舆情收集来进行的政治传播，仅仅是让当局了解民情，而没有注意到表达所内在的权力流动(40)，民意测验或者舆情收集剥夺了公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正如贾斯汀·刘易斯批评的，“公众并没有表达自己，而是服从由测量、评估和精确的科学程序所决定的理性秩序”，通过将许多无法衡量的方面转化为数字表示形式，这些答案对象征性政治的贡献要大于理性决策(41)。因而，萨托利主张将具有“表达的”交流从不具有表达的交流中区分开来(42)。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显然要求中国政治传播是“有表达的”。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需要鼓励或保障，至少不扼制来自公民、媒体和政府/政党的表达和参与。从理想状态来看，对于公民来说，就是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对于媒体来说，就是要赋予媒体以一定的自主权；对于政府/政党来说，就是要公开透明。

　　 从中国的政治传播经验事实来看，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了技术赋权，得以更加便利地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这使中国政治传播在技术层面体现出“表达”的交流。然而，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制度化的利益和诉求表达方式仍属于“内输入”模式(43)。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改变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就是要将其升级为制度上有保障的“表达的”交流，通过将“表达”制度化和合法化，促进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和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方面(44)。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像上文所说的，保障来自公民、媒体和政府/政党的表达和参与；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机制，使运用先进的技术收集和分析离散型公共舆论常态化、规范化。

　　 二是促进政治对话。近些年来，民主价值本身蕴含的对话协商理念越来越受到强调和重视。比如，哈贝马斯借用语用学的理论，强调了“平面上的沟通与交往”(45)的重要性，他区分了“以言施事”与“一言取效”的差别，否定了那种依靠威胁、强制力取得效果的“工具性、策略性”言语行为，强调“商谈(协商)过程免于胁迫、阻挠和不公正的规范”，进而主张和证成建立在独立、说服、理解基础之上的“交往行为”(46)。“对话”正是这种协商民主理念对政治传播在“表达”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规范和要求。因为“表达的”政治传播往往造成意见的多元，价值的难以“通约性”(47)也往往使民意四分五裂，使共识难以达成。对话就是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意见、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具有相对公共性的决策。对话还可以创造一种动态的、平等的让步伦理(48)，使公民政治沟通的结果即使无法达成共识和某种政策，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实现某种相互理解和“共情”(49)。

　　 从中国政治传播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传播，在自媒体时代无疑均得到了加强和拓展，来自不同政治传播行动者的政治信息呈现对流态势，在此过程中，互动与交流也更加频繁。在这个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得益于自媒体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动力和势能，可以输入进政治系统，并增大了参与到政治政策的制定、政治目标的确立、政治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也在不断升级，越来越具有参与性、贯穿力和影响力。一来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越来越需要注重来自社会领域的政治信息，其传播内容需要对其进行吸纳；二来还需要对其作出引导、回应，同时主动通过升级传播手段、吸纳现代技术，促进主流政治信息的输出。这样的信息流动与未进入自媒体时代相比，显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加速，也更为频繁，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行的(50)。

　　 然而，信息的加速流动要求政治传播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但目前，中国政治传播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困境，对此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双向互动背后的决定力量并不是相等的，政治传播单方面主导权的强势阻碍着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政治传播各行动者之间的对流和互动还缺乏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交流机制，这也使得目前政治传播的互动并不能总是导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些均导致自媒体时代中国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离沟通交流和对话协商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从民主化维度予以推进。在自媒体时代，这要求其在吸收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民主潜能、推进制度层面民主化的双重逻辑下进行。一方面，汲取新媒体对表达和对话的促进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政治传播与中国民主理念和实践的衔接和协同，促进政治传播沟通对话的制度化，实现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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