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先生《战国与希腊》一文由荀子与古希腊哲人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思想之异，探索中、西文明之大不同：统与分；其最精彩处在于呼吁认真对待荀子。
近年来已有学者重估荀子：李泽厚倡导“举孟旗，行荀学”；郭沂、梁涛等学者主张以荀子人性论接引西方法治之说，以弥补港台新儒学由思孟心性之学接引西方民主之偏失（参看《孟荀之争与统合(笔谈) 》，《文史哲》2020年第2期）。然在如此论说中，荀子不过是自由主义政治进入中国的敲门砖而已。
潘岳先生得荀学真谛，抉发其大一统用心。笔者去年底发表《荀子说秦与秦之儒化：<荀子>相关章节疏解》（刊《原道》第37辑），或可为潘文做一注脚。
诸子百家虽各执己见，然无不以大一统为目标，而荀子之道最为切实可行。孟子倡导“定于一”，时人讥之曰“迂远而阔于事情”。荀子却是现实的，故肯定秦制，盖惟有强大武力可以结束战乱；但荀子又有仁者之心，故劝说秦国君相行仁义，以“坚凝”人心。
荀子兼用王霸，故潘文誉之为“中道”。汉武帝、董仲舒正是沿荀子之学改制，一方面肯定秦朝所立皇权官僚郡县制，济之以五经之学，改秦制为皇权士大夫官僚制，即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郡县制直接统治万民，即为霸道；以孝教为中心的国民普遍教化之道，则是王道；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大一统之基本框架，行之两千余年而不易，可见其制度设计之精妙。
反观古希腊以降西方政治实践和思想，长于武力征服的霸道，其教化之道却以信神为中心，教人出世，常转化为瓦解政治、国家的力量。于是，罗马帝国虽大，却无以坚凝人心为一体；帝国解体后，欧洲乃长期处在“分”的状态，无从恢复一统。
盎格鲁?撒克逊系的英国、美国先后以帝国主义机制塑造和维系全球化，类似于罗马的霸道帝国，大体以暴力、资本为纽带，未能坚凝人心，今日已难以为继。纵观今日天下格局，颇近乎春秋战国，则可行于今日之道，其为杂乎王霸之荀学乎？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有力量；安百姓、安天下，不能不行仁义。潘文之掘发荀子，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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