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志愿者帮助进站老人提行李，引导进站上车。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城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重心。党的十八大以来，鼓励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成为提升治理能力、提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新动向。各地从城市中国的痛点、难点中探寻治理发力点，政府、社区、公众等互动“共舞”，共建共享的新思维在各地生根发芽，探索出多种值得重视的模式和路径。
路径之一：政府搭建平台吸纳民意
把脉城市治理，有基层干部提出长期困惑的3个问题：为什么民生投入越来越多，部分群众的满意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为什么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一些群众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提升？为什么政府管得越来越细，社会的和谐度并没有必然随之增强？
在这些城市治理难点的背后，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关系亟待厘清。重庆市南岸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科长陈洁分析了传统社区治理的三大症结。一是有覆盖无参与。社区工作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却往往忽略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二是有投入无机制。没有与投入相关的、公平的、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三是有社区无组织。社区成了行政科层管理的末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管得太多，压抑了老百姓的能动性。
在治理实践中，南岸区探索“三事分流”治理模式，通过基层议事协商将居民的矛盾问题诉求，按照“大事”“小事”“私事”进行分类分责办理，厘清政府、社区和居民三者角色定位，“政府独唱”转变为“群众合唱”，“单边行动”变为“多边互动”。“‘三事分流’这个过程不在于把大事、小事和私事分得有多清，重要的在于培养居民和社会主体的一种责任意识。”南岸区委副书记王茂春说。
拆迁“脏乱差”的土庙子片区，当地启动“三事分流”，明确了政府、社区和个人的责权，街道把“话语权”交给老百姓，注意发现群众中的能人，组织群众自发成立搬迁改造工作组，与政府平等商议。搬迁补偿方案全面公开，搬迁全程在阳光下运行，短短两个月，土庙子片区328户居民搬迁签约率超过95%，实现“零上访”。
在北京，公众则通过“民意立项”制度对城市民生工程建设提出建议和意见。去年9月，北京市民王女士和另外40名居民受邀成为百姓生活服务中心“民意立项”的代表，在听取了百姓生活服务中心运营商的“路演”后，投票选出社区居民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
看到出炉的“路演”投票结果，王女士笑了。再过不久，在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就可以方便地买到果蔬、肉蛋。高兴的不仅是王女士，还有百姓生活服务中心运营商万博客商贸公司的负责人张作坤。他说，政府的“民意立项”投票对他们而言就是商业调研，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就上什么。
路径之二：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
组织出力量。从组织形态上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机构及其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等。然而，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务行政机关包揽较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意识不强。一旦某些公共服务提供不便或提供不足，将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诸多麻烦。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的南湖社区，成立于2001年，是个典型的“老社区”。由于没有物业管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陈旧、商贸门面混乱、居民房屋老旧、流动人口复杂、治安问题严峻，曾是南湖社区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仅在2014年，社区共收集群众诉求1600件次，涉及教育、养老、医疗、就业、家政等诉求。群众要求多种多样，社区开展大量工作，依然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2015年，南湖社区成立“微益坊”，作为社区组织孵化基地和社区多元参与治理平台，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热情，激活居民才智和正能量，解决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总有一个社会组织适合你。从合唱团、跳舞队到老年大学，从提供志愿者服务到参与社区文化生活，居民几乎都可以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社区组织。”南湖社区居民夏虎说。
无独有偶，在上海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居民区的一批退休家庭主妇组成了“绿主妇”调解委员会，以“邻家阿姨”的身份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和困难人群的帮扶。
更高效地实现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各种居民自发成立民间议事协商机构，更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将自组织逐步由活动型转向功能型。
上海市嘉定区探索出“社区共营”的新机制。除了形成常态化的议事协商机制，居民还可通过社区联席会、社区理事会、项目分享会、楼组议事会等协商议事平台，围绕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生态绿化等社区治理瓶颈问题，共同参与制定公约，自觉遵守并形成社区秩序。
路径之三：引入专业第三方深度参与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密，许多社会治理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评估、检测、咨询等方面，第三方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社区服务呈现出越发活跃的景象。
引入第三方评估，构建“法治指数”，成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建设“法治余杭”的重要手段。评估方式分内审组(政府机构法律人员)、外审组(非政府机构的企业家、律师、记者等)、专家组(法学界知名专家)评审、群众满意度调查四个部分。
其中，群众满意度占35%的权重。法治建设水平如何，民众最具有发言权，因此设置的权重也最高。如今，余杭法治指数制度不断完善，已成为观察当地施政成效的“晴雨表”。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也让社会治理、社区服务更加专业化与规范化，更加契合老百姓的需求。走进广州城区的很多街道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牌子令人注目。很多专业社工在这里工作，帮助问题青少年、长者，以及刑满释放人员等进行心理干预。
2008年以来，广州财政资金连续投入购买社会服务。目前，为市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有数百个。在面积仅1平方公里的金花街道，就有18家社会组织进驻提供服务，涉及入户指引、心理咨询、老年康复、法律援助等。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西园街道的一座青工文化驿站，如今成了周边大型电子制造企业数万名青年工人的精神家园：阅览、书画、聊天、看电视、唱卡拉OK、打台球、开生日会……这里的活动丰富多彩。
近年来，加快推进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使成都周边涌现出一批以新一代青年农民工为主的大中型企业。几十万青年工人白天在工厂劳作，晚上回公寓睡觉，单调无趣的工余生活与充满活力的年轻心态形成巨大张力，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充满躁动。
“创办‘青工文化驿站’的想法由此产生，我们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为新市民打造一个温暖有爱的城市精神家园，让他们享受城市文化建设成果。”成都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服务处处长夏凛说。
路径之四：倡导志愿服务充实治理力量
“312路进站，乘客请排队上车，后面的乘客请站到站台上，注意安全。”下午4点半刚过，街上的车多了起来，北京公交集团员工邢懋侠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准时到达了大北窑东公交站，开始志愿服务工作。
“到高峰时候能达到上千人，大家都着急往家里赶，就怕出点意外。我们熟悉公交的情况，做志愿服务，第一是维持好秩序，保证乘客安安全全上车；第二就是帮帮那些老幼病残的乘客，提个东西啊，让个座啊，就是伸把手的事儿。”邢懋侠说。
近年来，像邢懋侠一样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他们一点一滴的无私奉献不仅温暖着每个人，也为城市治理注入了新力量。
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润门街道，活跃着一批“广润门老年协会”的“老顽童”，他们大多不富裕，但总以微薄之力帮助更困难的人。法治宣传、环境治理、帮扶贫困学生、照顾独居老人……街里巷外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广润门老年协会会长张春和说。
一些专业性公益组织的介入，更为部分城市治理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助力。
针对工业区流动幼儿越来越多、普遍存在早期教育匮乏的状况。2016年，广东珠海协作者面向流动幼儿及其家长开展图书借阅、“种子故事人”陪伴阅读能力建设等活动，以阅读为介入点，改善工业区流动儿童早期教育环境，提升流动工人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能力。
每个周末，工人旭芳都会来珠海协作者“上课”，学习怎么读书，怎么给孩子讲故事。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她成为一名故事妈妈，不仅给自己孩子讲故事，也志愿给社区的流动儿童讲故事。
通过有效的陪伴阅读，旭芳觉得自己和孩子改变都很明显。“好像找到和孩子相处的钥匙，家里的氛围好了很多。”许多工人也反馈说，孩子从不爱听、坐不住，到缠着让父母讲故事，孩子在学习上的表现让他们感到欣喜。
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杨玳瑁说，珠海协作者扎根工业区，就是希望能在政府公共服务相对缺乏的地方，以公益组织的力量，形成有益的补充。
路径之五：激活市场机制对接社会需求
社会公共服务量大面广，而群众的需求往往很细，光靠政府已经无法满足百姓和社会的需求；同时，城市中存在一些重大而亟待统筹的迫切问题，单个的社会组织也难以驾驭。此时，引入市场机制，可以作为解决城市治理难点的有效一招。
“在浙江，单靠政府的力量已远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要求和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处处长陈建义说，为此，浙江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养老设施建设、产品开发、服务提供。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共有民办养老机构1214家，机构床位23万张，占总数的60.4%。“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机构趋于成熟，社会力量成为供给主体，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格局基本形成，政府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比重正逐步下降。”陈建义说。
在治理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上，引入市场机制，也大有可为。城市路网复杂、路面立体，往往难以被单一的社会组织或社区统筹协调，须以新思维从城市整体着眼破题。
2017年10月，浙江杭州“城市数据大脑”V1.0正式发布，具备感知路况、优化信号灯配时、智能辅助指挥等强大功能，而在背后提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支持的是包含阿里巴巴在内的十余家企业。
运行数据显示，杭州“城市数据大脑”明显提升了试点道路的通行效率。在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看来，未来“城市大脑”将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治理交通拥堵只是“城市大脑”迈向城市治理的第一步。
“企业和市场知道社会需求所在，在提供服务时能精准对接需求，提供操作性较高的方案，大大提高了效率。”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在教育、文化服务、养老、体育等方面市场机制都可以发挥作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景将越来越广。(半月谈记者 周闻韬 汪奥娜 黄浩苑 陈国洲 魏一骏 赵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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