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重心的转移

 

一、引子

从百度上输入“和谐社会”一词，搜索一下相关网页，发现相关网页文章竟达14,700,000篇。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毫无疑问，和谐社会是当今主旋律吹出的一个时代最强音。常人一看到“和谐社会”的标题，想到的往往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敝人以为，捌开这层考虑，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从学术层面作深层次的思考。

一、当代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

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讲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国现代化往往会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就中国现代化启动而言，严格讲来，是起源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将近160多年的历史。海外学者倾向于把1900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临界点，并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教育五个方面进行历史比较研究。^[2]当然，中国现代化从上述五个横切面的研究是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但这种研究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容易忽略中国现代化所实现历史任务的重心，极易在比较研究中面面俱到、平均使用笔墨。笔者以为，就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历程来看，1978年才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临界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重心来看，1840-1978年之间，中国现代化的侧重点都始终在政治结构的变迁上。因为，从中国受西方影响，结束闭关锁国，启动现代化来看，无论是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维新派的变法运动、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运动，还是后来中国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内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变化的重心都是围绕政治结构进行。并且，与国际背景、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教育等方面的变化相比，政治结构的变迁在整个现代化里程中显得尤其重要。当然，1949-1978年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在国际背景、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及知识教育等方面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变迁的重心还是在政治结构的变迁上。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重心还是在政治结构内部的反复性变迁上。完全可以把这一时期政治结构内部的反复性变迁看成是以往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重心的历史沿继。而1978年至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侧重点却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上。这里，本人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现代化变迁可以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及知识教育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是说现代化的重心在1978年后发生了转移。因为首先，众所周知，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国家工作的中心也由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中心的确立，从根本上讲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心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事实上，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经济每年都以9~10%速度在增长。自然，由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显得尤其突出，因为经济增长历来在现代化研究中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指标。并且与经济增长相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特别显著的变化。^[3]其次，中国现代化如果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及知识教育等方面来看，尽管中国政治发展取得很大的进步，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进国家机构改革、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等。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就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现代化的重心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心。

二、当代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导致当代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

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加速变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型时期。转型期社会中的个人意识、群体组织生活模式及阶层的构成、及国家身份和角色都会发生变化。传统中国的社会格局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4] 而人与人之间差序的交叉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传统儒家把这种关系化约为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五伦关系。并用“三纲五常”来调整社会之间关系。因此，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主是要靠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社会人们常说“学做人”，其实就是要处理好五伦关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个人是并不突出的，突出是上述五伦关系。自然，传统社会也根本无所谓现代个人权利观念，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也都是以最终个人服从社会和国家为归依（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单向支配关系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同时，社会与国家并没有严格边界和区别，以至家国不分，国家（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是一个权威的“父亲”的角色。也许政府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角色最好的说明。

从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加速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来看，个人意识、群体组织生活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的构成、国家身份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从个人来看，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个人“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突出。改革开放后离婚率攀升最能说明个人意识的变化。1979年中国离婚率（通过对比计算同一年中国结婚数量和离婚数量）约为4%，2003年约为19%，离婚人数达到了150万。2004年约为21%。离婚人数为160万。而且这种现象大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户籍人口为1136.3万，离婚率达到6.82‰；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结率高达50.9%。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离婚率的攀升说明传统伦理道德在维系婚姻家庭关系方面作用正日趋下降，个人个人自主意识正日渐突出。个人个人自主意识突出，反映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人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的结构面临着解体，转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面临着重构，于是乎矛盾就丛生。从群体组织生活模式和阶层构成来看，村落和宗族是传统社会人们基本的生活组织模式。自然，传统社会的阶层都消融在传统血缘宗族关系中，人们的生活从总体上讲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中的阶层和组织都是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得以建构和再生。而现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传统的熟人社会正趋于解体。当代中国社会人员的流动最能说明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每年有1．2亿农民外出打工，2007年春运客运量就达到22.545亿人次。自然，熟人社会的解体，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人们的群体组织生活方式正日渐失去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土壤。农村本来是当代中国传统因素是浓厚的地方，但当代中国的的农村正出现“空心化”的趋势。^[5] 而在城市，人际关系日趋冷漠、“鸽子笼”式的楼层建筑正成为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模式。而且，社会中阶层也在不断的分化组合。如工人阶级中加入大量的农民工；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个体私营者阶层。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新兴管理者阶层；社会自主择业出现造成职业流动性加大，出现一些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等。换言之，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传统的差序结构正在解构并按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原则来建构。从国家来看，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不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下现代化。政府的主导，如果人们回过头去看，政府还是沿继了传统社会“父母官”的角色。自然，这个父母，并不是不偏不倚的。国家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集中社会的大量资源，以剥夺农村来支持城市发展，以减少中西部财政支持力度来加快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以牺牲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起来。但是从近几年国家推行的一些重大政策来看，如96年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国家角色越来越呈现出“中立” 趋势，国家的政策也越来越公平，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手段也越来越步入法治轨道。这一切都说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国家的角色也正悄悄地发生转化。

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重心转移导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的产物。

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如果仅从社会矛盾（东西部矛盾、城乡矛盾、社会收入差距矛盾等）解决来理解和谐社会的提出，似乎并无不妥。但这种看似合理的看法恰恰忽略了提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所处社会背景——社会加速转型。以至于极容易忽略最近国家提出来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内在关联，把这一战略与其它战略一样都看成是简单地解决某一问题的举措。

而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当中国现代化重心转移导致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时期，则个人意识、群体生活模式和社会阶层构成、国家的角色都在发生变化。自然，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国家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都可以放在社会加速转型中来理解。首先，个人自我意识或自主意识增强，则意味着个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现代权利话语基础上进行重构。换言之，通过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来划定人与人之间的边界。96年提出依法治国，2004年“人权保护”入宪都是国家针对社会中个人自主意识变化而提出战略性措施。当然，这只是就外在而言，内在而言，则不仅要从物质上满足人的需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而且还需要从精神上使人得到心灵慰藉和心理归属。用哲学术语讲，就是防止现代物质繁荣的背后走上人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2004年中央还同时提出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换言之，发展要真正回归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人才是目的。其次，当代中国人的群体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变化，使传统伦理道德对社会秩序调节作用正日渐下降。因此，社会急需树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秩序。2001年中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2006年中央又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反映了社会转型的道德建设要求。同时，转型期群体生活和生产模式的变化，又要求人们创新的制度模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都是社会发生转型下的基层民主制度力求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不管其成效如何，其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人际关系建构模式，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身份和地位平等的民主方式来重构乡村、重构城市社区。第三，从国家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因此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最为重大。所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摆在执政党和政府肩上的历史重任。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首先就要求进行调整。法治，从现代意义上讲，是规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好方式。所以从执政党讲，就要转变执政理念（革命性政党向建设性执政党转变）、转变执政方式（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和加强执政能力（政府机构要精减，但政府的治理能力却应提高）建设。从社会来看，就要加快建立自主型的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并且最终在社会与政府间形成良性互动，向现代社会的“善治”的理想模式迈进。

总之，党中央20世纪末、21世纪初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都社会加速转型的产物。换言之，96年提出的依法治国，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2004年人权保护入宪，2004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尽管这些方针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实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幸福。自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国家针对社会加速转型提出的事关全局战略性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