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重内轻的末世景象

　　这些年来，从国内到国外，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从前些年在海外轰动视听的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到近年在大陆推出的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都是外国人，都曾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却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变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还有许多不可测的未知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们纷纷写书，将自己的看法公布出来，预测未来变化的趋势。毫无疑问，章家敦的声音完全被封锁在大陆之外，这是当局不喜欢、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声音，与此相反，约翰·奈斯比特则成了座上宾，备受礼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这本书本来就是天朝授意他写的。马丁雅克的书，凭这个书名也能得到他们的好感。内有权力依然在手的侥幸，外有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的洋人吹鼓手，确乎足以让权力自我陶醉，让他们沉浸在“盛世”的感觉里不能自拔，“中国模式”不仅使他们可以继续掌权，甚至可以普照四方，通吃全球。在这种感觉当中，“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之类话无疑是不中听的。“盛世”畏惧危言，“盛世”不需要危言。然而，在官方大吹特吹的“盛世”当中，在穷乡僻壤，在街头巷尾，在菜市场，我处处感受到的却是末世景象。

　　世风日下，正气荡存，腐败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官场之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年来，似乎无坚不摧的体制不断地将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边缘化，乃至排出这个体制，使这个体制看上去真的如铁板一块，如同无缝的鸡蛋，只是鸡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烂。在这个人民只剩下自焚权利的时代，依赖体制为生、在体制内已得到好处或正得到好处、将得到好处的人，逐渐变成了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体制化杀手。他们的冷酷无情，与嗜血魔王斯大林、毛泽东们掌权时代不大一样，那个时代的冷酷往往是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基于那一套富有欺骗性的政治话语，那一套自以为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乌托邦蓝图，那些幻觉在相当长的时期也确曾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像罗素、鲁迅、罗曼罗兰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大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些为斯大林、毛泽东充当打手和杀人工具的有许多也是受愚弄，受骗上当的，并不一定是丧失了基本人性的嗜血动物。相比之下，今天中国职业的体制化杀手则不过是一些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的冷血、嗜血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更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深知自己只是体制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体制为他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乐，借助这个体制他可以捞取巨大的不合法的利益。既然有这样的诱惑，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是那么肮脏不义，明知在伤天害理，哪怕找不到一点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在所不顾。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他们可以对弱者的呐喊、呻吟置之不理，乃至对弱者的自我牺牲也不为所动，丧失了最后一道人道、人性的底线，彻底沦为体制化的职业杀人，那个在唐福珍自焚之后在媒体上大放厥词的成都金牛区城管局局长钟昌林就是一个典型。

　　钟昌林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体制化杀手，唐福珍是他们逼死的，谢朝平、谭作人、刘贤斌们是他们抓的，最近发生在江西的自焚事件也是他们逼成的，表面上他们正在捍卫现存体制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掘墓人。若没有他们长期以来的制造的种种血案、冤案，这个体制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遭到千百万国人的侧目而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诉求的地方政府，正是仰仗大批钟昌林式的工具与民争利，无往而不胜，钟昌林们敢于作恶、面对死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毫无歉意，根源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保护。地方政府的气焰为何如此嚣张?可以不顾天下滔滔舆论，为非作歹，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经是一个外重内轻的时代，朝廷的权威不足以号令地方，权力的重心日益失衡。

　　由于自身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以实用主义为最高追求的朝廷变成了一个没有理念、没有路线的食利集团，缺乏政治的合法性(未经广泛认可的公开选举定期授权)，更无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是代表人民的正义化身，在地方势力集团眼里也失去了任何光环，不再有任何神圣性，既无一言九鼎的权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严重的是朝廷处处要仰赖地方势力的撑台，让这出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来骗去的“盛世”大戏继续唱下去，必须迁就下面，许多时候必须屈从下面的意志。房地产市场也好、拆迁征地也好，朝廷出台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证明。唐末藩镇割据、清末的督抚坐大，就是末世景象，今天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一部中国史，每当王朝末世，一方面腐败盛行，在朝的显赫亲贵攫取了巨额社会财富，成为豪门，上上下下争起效仿，贪婪地追逐利益，一方面是外重内轻，令不出紫禁城，最终只能以王朝崩溃告终。今天的这幕大戏最终将怎样收场，无法逆料，但是这一天不会太远，时代的帷幕已在徐徐落下，尚未安排好移民后路的作恶者看来要抓紧时间了。

　　前些天，一位对中国未来极为悲观的朋友闲聊时说，我们遭遇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猾、最残酷、最具有应变能力的政权，往好的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一点也看不到，前景大不乐观。我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不大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说，最狡猾恐怕谈不上，现在能爬上权力舞台去的充其量不过中人之资;残酷固然是残酷，但是比起毛泽东时代，已经没有那么残酷了，随着时间，就是想残酷也未必残酷得起来，毛时代杀人如麻，大张旗鼓，全民动员，有胆识、有担当的林昭、遇罗克仅仅因为思想言论就被残酷地枪杀，到华国锋时代还杀了王申酉、李九莲等人。与那样的残酷相比，今天只能算“次残酷”，就连抓人也是悄悄地干活，如同鬼子进村，见不得阳光，不仅媒体不敢报道，也巴不得将外部世界的声音遮蔽了;至于最具有应变能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术上确有许多改正，比如干坏事不留文字，没有片纸存档，只打电话传达，比如不敢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批判他们讨厌的人，甚至连文件也不发，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不能证明统治术的提高，只能证明权力的弱化，正当性的缺失，没有足够的底气振振有辞地去做坏事。如果真的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来自民众的火山待发的压力面前，有足够的勇气坐在对话的桌子上，和平开启一个对话时代，通过不流血的对话来完成制度转型，避免社会崩溃、天下攘攘不安、无法收拾，真正“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问题，或者叫元问题吧。只要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这个时代就将继续糜烂下去，如同闻一多的《死水》一般：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还是一个“死水”般的末世。不同处境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答案却只有一个。我们千万不要忘掉闻一多另外还有一首诗《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着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是咱们的中国，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埋骨之土，不是任凭权贵豪门和贪官污吏永远宰割的中国。“咱们的中国”，乃是百年来我们一代代为之奋斗、闻一多曾为之流血、迄今仍在梦想中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