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一个重大事变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也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深感忧虑，这就是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的事变。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出“禁共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为非法。悍然查封了苏共中央和苏共莫斯科市委等5000多个各级领导机关，并关闭了《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苏共的各级机关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苏共中央书记处竟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只是提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予以确认，但这个提议由于得不到叶利钦许可而作罢。就这样，苏联共产党不明不白地被判了死刑，退出了历史舞台。短短几天里，红场上一座又一座革命领袖的塑像被推倒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自杀了；一批党的领导人被解职或逮捕了…… 　　亡党必然亡国。12月21日是个悲剧性的日子，俄罗斯、乌克兰等11个加盟共和国正式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鉴于独联体成立之后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晚上7时30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镰刀锤子红旗在凛冽的寒风中悄然降下，取代它的是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一个有着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苏联是有着74年历史、2亿9千万人民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顷刻瓦解。对此，每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无不深感痛惜。 　　苏联剧变是《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最大挫折，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的重大曲折。苏共苏联与我党我国有着太多的历史渊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代我们“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尊苏联为“老大哥”；虽在斯大林逝世后两党两国发生了分歧，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还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当然，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和警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分析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对我们今天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执政党失去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必然垮台 　　江泽民同志在总结苏共等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时说：“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一条错误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造成的。” 　　在十月革命和其后的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与苏联共产党水乳交融，血肉相连，使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但斯大林后期，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破坏；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大清洗”运动伤害了很多人；没有处理好各民族之间，尤其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公有制导致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困难境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干部特权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正是由于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路线、方针、政策的偏差损害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有怀疑，对党的执政效果不满意，随着这种怀疑和不满的积累，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最终发展到离心离德的地步。 　　在苏共被宣布解散、遭到取缔的日子里，大多数苏联人民，包括大部分党员、干部和军人（仅莫斯科一地就有党员115万，军人20万），都无动于衷，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行动。相反，不少人站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 　　在剧变发生之前，一些机构和媒体就民众对苏共的支持率进行过问卷调查，《西伯利亚报》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代表官员和机关人员的占85。就是说，多数群众不认为苏共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党面临危险的时候，人民群众不像过去保卫苏维埃政权那样去保卫党，就不足为怪了。 　　1987年11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散布与党对立的言论受到批判，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这非但没有使叶利钦威信扫地，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使其罩上了“敢于抨击旧习气，主张社会公正”的光环，增加了争取群众的筹码。叶利钦在《自传》中得意地说：“中央全会作出严厉的决议来反对我，还玩弄其它的花招，可这些都破产了，相反的，还使我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反对我的行动屡遭破产，这些行动激起了莫斯科群众对我的爱戴。”为叶利钦鸣不平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给党组织造成很大压力。苏共中央为了缓解矛盾，取消了让叶利钦退休的动议，让他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89年3月，苏联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叶利钦看准这是一次重返政坛的好机会，积极参加竞选。苏共中央当然不希望叶利钦当选代表，寄希望于选民尤其是占较大比例的共产党员选民不投他的票，但叶利钦却以89的高票，击败了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代表，并被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莫斯科真理报》对叶当选后的群众反映有个生动的报道：“他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时候，人们把他抬起来示威，穿过莫斯科繁华的大街，向普希金广场前进。沿途的人们高喊着祝贺的口号，妇女们上来吻他，男人们和他握手。”之后不久，叶利钦组织了“跨地区议员团”。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共的“民主派”组织，其纲领是“摧毁现行制度”。这说明叶利钦已经公开地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上了。在党内出现叶利钦这样的“民主派”并不奇怪，令人深思的是他却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叶利钦公开反共之后，在一系列重要选举中又连连取胜，说明苏共当时的群众基础已经十分薄弱。1991年5月俄罗斯总统的全民直接选举是决定苏共和国家命运的又一重要关头。叶利钦对这一职务志在必得，苏共方面推出德高望重的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与之抗衡。8000万选民中有700多万共产党员，如果工作有力、组织得当，完全可以击败“民主派”，为苏共守住这一重要阵地。但结果恰恰相反，叶利钦以明显优势当选为俄罗斯第一届总统。这不是雷日科夫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党的领导的重大失败。 　　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苏共部分高层领导发动了“8·19事变”，这是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1991年8月19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会同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党政军要人，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不在莫斯科的机会，发起“特别行动”，成立以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行总统职务，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乡间别墅，并派部队控制在郊区度假的叶利钦，同时派军队占领叶的大本营俄罗斯议会大厦。但是，这次“特别行动”仅仅3天就宣告破产，原因也是缺乏支持。派去控制叶利钦的克格勃“特别小分队”，除队长一人外，其余官兵拒不执行任务，使叶利钦轻而易举地返回莫斯科，从容布置反击。派去占领议会大厦的部队遇到了市民的阻拦，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人们在通往议会大厦的主要道路上用汽车、水泥、砖头、木桩等一切可用的东西筑起路障，阻止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前进。很多人拥在军车旁边，劝说士兵们返回军营，不要向市民开枪。大约10万市民聚集在议会大厦周围进行守卫……叶利钦走出议会大厦，在广场上与部队、市民见面，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海浪般的人群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莫斯科的上空。”这一幕，几乎世界上所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莫斯科和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人们高喊着“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的口号。参与者决不只是叶利钦的“民主派”分子，数百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学生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军队发生倒戈，“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的两个机械化步兵师、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的指挥员私下与叶利钦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反戈一击。于是坦克掉转炮口，反过来保卫议会大厦。“特别行动”彻底失败，其领导人除自杀者外全部被捕。 　　多么可悲、可怕！群众、党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军人不支持自己的党，而是站在“民主派”一边。当年奋不顾身跟随列宁夺取政权的革命热情哪里去了？舍生忘死跟着斯大林进行卫国战争的英雄主义哪里去了？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精神又哪里去了？这一切的答案，只能从苏联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演变中去寻找。正是党群关系的疏远甚至对立，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的悲剧。对长期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论断的科学性在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 　　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共产党，尤其是一个像苏共这样长期执政的大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否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使改革走向歧途，使党失去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之前党的三任总书记都是年过70的老人，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在两年多里相继逝世，使全国长久地笼罩在一片哀乐声中。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56岁，他年富力强、思想敏锐，党内外对他寄托着厚望，但也正是这位总书记把党带上了绝路。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党和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向大家发出呐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下决心进行改革，这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他开错了药方，把改革引向了歧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闻名世界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要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加强“民主化”、“公开性”。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范围内，多一些人道、民主、公开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党内外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除了“民主派”图谋另搞一套之外，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在实践中，为什么改革，为谁改革，靠谁改革，怎样改革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改革的大船没有按照预定的航向前进，最终触礁沉没。 　　“公开性”演变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了一些人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舞台。报刊、广播、电视空前活跃起来，有的以批评党和政府为时尚，有的理直气壮地为“民主派”说话，有的热衷于鼓吹“西方文明的天堂”。给戈尔巴乔夫当了7年秘书的新闻工作者瓦·博尔金回忆说：“报刊和电视报道的内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似是而非的，也有的是公开的谎言。有人蓄意说党的领导人是犯罪分子和贪污受贿分子，而党是反人民的，是吸血鬼。即使证明不了上述说法，至少能投下一个阴影，让人怀疑70年来国内所做的一切。”结果“全社会都愤怒了。共产党员到处受到排挤，甚至那些在平炉旁、在田野或农场工作的共产党员也不能幸免。关于这一点，寄给总书记和苏共中央的大量的信件可以作证。” 　　有些党的机关报简直成了“民主派”的“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用几个整版刊登歪曲苏共中央对叶利钦批评和处分的报道，使读者对政治局的决定造成了“令人作呕、毛骨悚然”的印象。《真理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撰文批评叶利钦访美期间的错误言论，引起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勃然大怒，向报社施压，《真理报》竟然公开登报向叶利钦致歉。《莫斯科新闻报》借此事大做文章，连续发表叶利钦的专访，为“民主派”造势。 　　对舆论阵地的失控，戈尔巴乔夫并不感到担忧，他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公开性”的成果。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我甚至要说，假如舆论工具在中央四月全会以后并未立即积极认真地参与这一过程，那么，党就可能不会达到今天这样就改革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的水平。为了使整个社会参与讨论，广开言路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种报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公开性”绝不只是让不让人说话的问题，其要害是意识形态多元化，是放弃马列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把思想阵地让给“民主派”。胡锦涛同志在分析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个分析非常切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 　　“民主化”演变为“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苏共1990年7月召开的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提出修改苏联宪法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系、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条文。修改这一条文的目的是取消一党制，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过渡，这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但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了这个决议。此事连民主派头面人物萨哈洛夫都感到惊讶，说：“真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说服他的中央委员会的，这真是个谜。”于是，各种政党和政治派别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到苏共解散时已有500多个，国家和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社会政治生活一片混乱。 　　1991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七月全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央全体会议，很像一曲葬礼的挽歌。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抛出了一个“新党纲”决议案，主要内容有：“不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现实可能性”；“不再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原有的纪律要求，允许党员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全面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等。这个背弃了党的纲领的“新党纲”被全会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共的性质。这时的党已经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使最后一点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也荡然无存。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瓦解了，短短的几个月，400多万（占苏共党员总数的22）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暂时留在党内的也对党完全失去了信任。精神支柱坍塌了，思想武器解除了，党的崩溃首先是理想信念的崩溃。党放弃了几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这就失去了立党之本、治国之基，怎么能期望得到群众的支持，怎么能摆脱困境，继续存在下去呢？实际上，在宣布解散的前一年多里，苏共就已经名存实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但毕竟是渐渐地濒于死亡。” 　　苏共亡党，主要不是亡于西方敌对势力，资本主义世界做梦也想不到苏共会垮得这么快，就连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专家们也惊得目瞪口呆。苏共亡党，也主要不是亡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攻，而主要是亡于制定和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路线，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这个分析也适合于苏联。尽管苏共党内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一批好干部、好党员，但党的主要负责人是起主导作用的，说戈尔巴乔夫是葬送党和国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过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党的处境艰难，他就认为这个党已经威信扫地了，无可救药了，不愿意与党同进退，共存亡，而是想抛开党、牺牲党，以保全自己总统的权力。他以改革的面目出现，使他的言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人一直对他抱有幻想，对他的路线抱有幻想，难以和他一刀两断，以致错过了许多挽回局面的有利时机。 　　戈尔巴乔夫在危难之际抛弃了党。就像船长率先抛弃将要沉没的船只、将军第一个逃离战场一样，背叛者没有好下场，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一切，包括总统职务和政治影响，变成了一个领退休金的人，只能到处旅行，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 　　三、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 　　苏共偏离了正确的路线，削弱了党的领导，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这是导致垮台的内部原因。但苏共毕竟不是人民群众直接起来推翻的。那么，导致共产党在苏联失去政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谁是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呢？很明显，叶利钦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苏共的“掘墓人”。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 　　叶利钦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大多出自共产党内，有的还是苏共高层领导。这是因为在改革初期，除了共产党外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迅速改变社会发展方向。叶利钦是有着30年党龄的党员，又是苏共领导核心成员，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党的同路人蜕变为党的异己分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挂帅人物。正是由于叶利钦的特殊身份，其迷惑性、危险性远比党外摇旗呐喊的那些人大得多。 　　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般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运行轨迹。大多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他们主要进行党内斗争，打着改革的旗号，抓住党的缺点错误大做文章，不断损害党的形象，增加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反官僚主义、反党内特权是他们的旗帜；用维护社会公正、争取民主自由号召人心；他们的目的是削弱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的性质。第二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派往往是党内斗争和党外斗争同时并举，以党外斗争为主；体制内斗争和体制外斗争同时并举，以体制外为主。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必然会公开成立反对派组织，斗争手段也会升级，游行、示威、罢工、学潮，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制造更大的困难。待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会向党摊牌，公开宣战，这时就不是改造共产党，而是要消灭共产党了。同时，他们会提出一整套彻底改变现存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 　　叶利钦不正是如此吗？上述描写实际上就是在为叶利钦画像。1990年1月是叶利钦政治活动的分水岭。从成立“跨地区议员团”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后，他就完全站在与苏共对立的立场上了。1990年5月，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竞选国会主席。这时他已经有一整套政治纲领，他在大会上公布了13条竞选纲领，并宣布如果竞选成功，就要把这13条写进宪法。主要内容有：“取消共产党垄断国家权力的苏联宪法第6条”，“实行政治多元主义，实行多党制”，“实行彻底的、无条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实行全面的私有制和市场体制”，“俄罗斯为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高于苏联宪法”，“实行充分的言论自由，恢复不同政见者的公民权”，“实行全面的上至国家元首的全民直接选举”等等。叶利钦的政治纲领其实也没有多少发明创造，除了俄罗斯主权独立之外，其余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照抄照搬，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那一套。虽然当时叶利钦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一个苏共中央委员，但他的政治目标就是取消共产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巨变发生后，叶利钦欣喜若狂，他在《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式社会主义垮台了，这三个都是战后斯大林强行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即彻底摆脱了过去，而跳入正常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中，以致现在很难预料，我们能否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赶上他们。”这很清楚地为叶利钦的立场作出了注脚。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中国“六四”事件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段话，对我们分析苏联“民主派”的性质也有指导意义。 　　在1990年7月苏共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公开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表明，他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与苏共决裂了。其实，这时的苏共已经一让再让，把自己的纲领、路线搞得面目全非，已经不像个共产党了。但即便如此，“民主派”也不肯放手，因为在这个阶段，民主派的斗争目标已经不是改造共产党而是彻底摧毁共产党了。“民主派”鼓吹多党制，但他们的多党制中并没有共产党的位置。 　　1991年是决定苏共和苏联命运的一年，也是“民主派”向苏共发起总攻的一年。叶利钦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三九演说”，这是一个声讨苏共和现有制度的宣言书和进军号。“三九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出“向苏共宣战，向苏联领导层宣战”。叶利钦说：苏共“事实上是民主的叛徒，他们不仅变成了中庸主义分子，简直变成了敌人”，“现在，是该由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这台垄断一切长达七十年的官僚主义的、庞大的机器，我们必须抛弃这台机器”。10万市民上街游行，高喊着“叶利钦，我们的希望”的口号。全国煤矿工人发动“无限期总罢工”以声援“民主派”。 　　“三九演说”引起巨大震动，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尤其紧张，他们想作一次反击，策划通过国会罢免叶利钦的主席职务。当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国会副主席和两院的四位正副主席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达成一致，决定在3月20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通过“罢免案”。这个形势真令人振奋，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并不支持这个行动，竟然同意叶利钦在3月17日进行俄罗斯直选总统的全民公决。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5的赞成率支持直选总统，这使倒叶行动受到了致命打击，议会中的大部分共产党员临阵倒戈，宣布放弃罢黜叶利钦的诉求。俄共第一书记被迫宣布接受民意，继续支持叶利钦担任国会主席。一次有希望的反击在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指导下，就这样破产了。几个月后，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禁共令”。这给一切善良的、对“民主派”抱有幻想的人们上了一课，让人们记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敌人。对“民主派”决不能放纵、退让，否则，就会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被打倒。 　　四、政局动荡、国家分裂必然造成社会倒退 　　对于苏联剧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管它哪个党，什么制度，能把国家治理好，使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就行。言外之意是，苏共跨台也不见得是坏事。果真是这样吗？ 　　苏联分裂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民主派”纷纷掌握了政权。他们要老百姓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加私有化是一剂万能的良药，一定会很快带来繁荣和富裕。那时，社会上也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情绪，似乎天堂般的生活为期不远了。但人们在短暂的狂热过后，便发现幻想与实际，承诺与现实有着太大的距离。国家的分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了民族冲突。瓦·博尔金写道：“民族不和甚至械斗的火焰在高加索、中亚、摩尔达维亚熊熊燃烧，许多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紧张起来。这种后果是可悲的，大批讲俄语的居民被迫离开中亚和波罗地海三国等地区，生活在各共和国的德意志人境况更糟。在亚美尼亚生活了几百年的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而数十万亚美尼亚人则离开阿塞拜疆去寻找生路。今天无辜的人们在流血，人们对儿童和老人的死亡已习以为常，他们陷入难以摆脱的痛苦之中，唯恐爆发内战。国家的分裂、生产减少、犯罪增加、人民生活恶化、出生率下降。这就是西方高度评价的目前的现状。”直到现在，分裂后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仍然冲突不断，车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和国家分裂一样，“民主派”的所谓社会改革也把大多数居民推向苦难。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叶利钦、盖达尔（俄政府首脑）在美国顾问萨克斯的帮助下，开始实施名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主要做法有两条，一是取消计划管理，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二是全面私有化，出售企业和股份。结果，在生产萎缩、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放开市场和物价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2年通胀率是2600；1993年仍达940，使普通俄罗斯公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以前的存款也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私有化“改革”宣称“要把属于人民的财产还给人民”，办法是给全体俄罗斯居民每人发1万卢布的股份证券，因为当时测算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是1.7万亿卢布，用1.5亿人口一除,平均每人1万卢布多一点。但每年三四位数的通胀率，两三年后1万卢布在交易所仅值8美元，只能买10公斤香肠，所以有人干脆用这些证券换了伏特加酒一醉方休。 　　企业真正的买主是一些有权、有关系的人，他们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国营企业，12.5万家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700美元，有几万职工的大型工业企业仅卖二三百万美元，只相当于欧洲一家小型工厂的价格，而且廉价买企业的钱，也都是凭关系从银行获取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要经过长期的生产、经营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则通过政权交替和权力手段掠取财富，一些貌似交易和经营的行为，只不过是他们对国家资源的掠夺。人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谁能变得比较富有，并不是取决于经济规律，而是取决于权力和关系。哪些企业该先搞股份制，股份多少，给谁；哪些房产该先私有化，卖多少钱，都是他们说了算。最有权的人买到的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财产，制定政策的人和离政策最近的人拿到的是最大的和最有决定性的股份。“民主派”一贯以社会公正自居，这时候他们一点都不讲社会公正了。所谓的改革家丘拜斯竟然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强盗变成了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也就不会再做强盗了。”私有化的结果是迅速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一夜暴富，有的成了世界上数得着的大亨和巨头，而由于生产下降，物价上涨，普通群众陷入悲惨的境地。盖达尔也不得不承认：“1992年12月的莫斯科，是我回忆录里最沉重的一页。阴沉的队伍，甚至没有以往的争执和吵闹。空空如也的商店。女人们梦想着哪怕找到一点食品。节日，市场里空荡无人，商品以美元计价。平均月工资只有7美元，一片大难临头的气氛。”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只进行了两年多，就以失败而告终。 　　无序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毒化。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贿赂风行的社会。对俄罗斯稍为熟悉一点的外国人都知道，在俄罗斯不贿赂就寸步难行，办不成任何事情。甚至可以这样说，若是没有了贪污贿赂，俄罗斯这个国家就不能运转，就会立即瘫痪下来。反腐败是“民主派”攻击苏共的锐利武器，而他们自己的腐败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而且更是明目张胆。莫斯科市市长，被称为“当代民主思想之父”的波波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竟然说：“官员们收受贿赂就如同饭店服务员由于提供了良好服务而收取小费一样，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叶利钦在下台后的2000年，在自己的著作《午夜日记》中承认，“在当今的俄罗斯，要求官员为官清廉、作风朴实，还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6，工业生产下降70，人均实际收入下降50，肉牛和奶牛产量下降75，粮食生产下降55，投资减少75。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84年可比口径的25。每4个俄罗斯人就有1个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目前，普京着手整理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已有5年多了，情况有一些好转，但上述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一个强大的、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和军事大国永远不复存在了。 　　苏联剧变后10多年的社会发展情况说明：一个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大国，政局动荡、政权更替决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一件好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国家的分裂、社会的混乱、历史的倒退、人民的痛苦。所造成的损失，所走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是时间能够挽回的。那种幻想通过政权更替、制度变迁求得社会进步的期望是幼稚的，不现实的。所以，一个执政党，尤其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绝不是政党本身维护自身地位的需要，更不是政党的一己私利，而是历史赋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并不遥远，苏联剧变的一幕幕悲剧好像就在眼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