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国家都会走上各自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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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讲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它源自对个体生命死亡的恐惧，所以西方古代社会通过种种方式来规避死亡，在城邦（规模符合当时社会经济与交通、通讯条件的小的政治共同体）中变成公民，集体不朽，所以个体变成与他人休戚相关的整体，生命便可得到延续，便可不朽。阿伦特认为，进入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而使自己的智慧、行动得到表达并对共同体产生影响，个体生命得以在共同体中延续，人得以不朽。而在古希腊，“人”是个政治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便是指只有城邦公民才是人，只知增产殖业为自己谋利的，是心役于物的高级经济动物，是奴隶。古希腊和罗马的广场，碑和碑帖很重要，功能与中国人的谱牒与碑文等同，为的是当时广场集会的公民和后世万代景仰自己，传诵事迹。研究者发现，墓碑或者记述好人好事的碑立在广场的哪个位置，取决于立碑人花多少钱贿买执政官。当代专门从事希腊罗马碑文研究的人觉得很新鲜，但这个普通的道理中国人一看就会明白，在这个孔子训导“未知生，焉知死”，君子不说“怪力乱神”的过早世俗化国度，虽然儒学和官方教导人们看重今生不信来世，但道教的长寿与成仙、佛教的超度、各姓王朝永不停息的修史行为（包括建国后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准则的无产阶级修史行为），都说明了如何应对死亡问题是中西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

　　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盛行，基督教向处在割据战乱、一波波蛮族入侵煎熬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保证，信仰彼岸不朽的上帝，你们便可获得救赎。基督教告诉人们，人有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存在，遵从信仰，灵魂便可不朽，这是中世纪人们应对死亡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方式是贵族的血统世袭制。到了近代，宗教信仰在世俗化、祛魅化后终于以政教分离的方式，退出对社会中的人追寻不朽的探索，成为个人内心良心的监护者。而领土国家，或者说超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取代千年分裂状态，形成有机的大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通过成为共同体的公民，成为“人民”的一份子，获得创造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权力，通过使自身融入人民、人类、历史进程洪流而不朽。除了政治以“人民”、“民族”、“进步”为正当性诉求外，工业资本主义在历经最初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后开始发展出社会救助和慈善职能，以应对一味追求经济利润所造成的社会存续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这也是其希望自身延续与不朽的方式。这便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发生因由。

　　在古希腊、罗马，城邦、政治与人/公民一体，而在西方近现代，共同体的规模虽然扩大，但它在实现个体生命的存续方面，仍与古代社会有相当类似之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对这句话的成功改写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性，即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属性来自于他与其他人构成的生产、社会网络。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出现政治-社会二分的结果，与哲学上的二元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属性为首要）的分离相伴而生。另一类便是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的“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这一被现代经济学庸俗化的论断。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决定了人在生产关系与社会网络中的等级与地位，决定了人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个体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属性相互交织，很难说谁决定了其他。

　　近代西方最大的一个变化，便是因军事与战争需要而组建的国家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变化，民事和行政管理职能的支出增长，并逐渐与军事部分持平，国家的军事职能逐渐对外，而不再对着国内民众，这是西欧各国的发展通则。但刘学伟先生认为，倾心西方民主的中国人不懂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国家的成长各有机缘，与市场经济相关，而与民主无涉。但目前可见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欧与美国的自由民主，还是北欧的社会民主，都是比中国社会更和谐、更能保障公民的自由、经济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宣言以革命的方式向欧洲他国和全世界传播，不断振奋人心；英国《大宪章》中对自由的保障和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以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传统对大政府、强政府的防范；美国革命的“我们，美利坚人民，生来拥有以下权利”的宣告，都一直为后世所有倾心政治现代化的人所津津乐道。为什么人们不断追溯西方国家两百年前的政治发展历程？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近代政治的核心原则和主题？简单来说，便是民主与自由。自由对人的价值不言而喻，它是最根本的人类价值，本文只谈歧义百出的民主。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最起码标准。直到今天，中国人还要大费周章讨论民主是价值还是工具，民主值不值得追求，这确实让20世纪以来不断追寻中国的民主与富强道路的先贤泉下蒙羞。高华在评《博古和毛泽东》时说：“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20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这句话借用到21世纪的中国政治上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处在18、19世纪绝对主义国家正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时代，是推行还是拒绝民主，自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欧洲专制君主对大革命后的法国的围剿，但20世纪政治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和政治发展准则。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发生时中国国内正是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抗战的生死关头，赶不上潮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时中国人正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进行残酷的清洗与内斗，经济与社会发展全盘混乱，政府行政机构遭受重创，政治风行的原则是告密、诬陷、残杀与恐惧，政治的正常秩序已经遭到破坏，离有序的专制制度都相距甚远，更何况是民主。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东国家发生政治转型时，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而历经磨难的中国领导人犹疑未定，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堡垒宣扬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时间走到今天，政治体制的巨大惰性和自身弊病日益暴露，统治机器千疮百孔，自身更新与存续面临挑战，社会治理更是乏善可陈，而身为“人民”和“主人”的农民、工人、农民工和日益被抛到社会边缘的大学生的权益不断遭到侵害，政治现代化该如何推行，在中国居然演变成首先要围追堵截民主和民主化改革的生动闹剧。

　　刘学伟先生所说的要市场经济而不要民主，引来了另一个问题，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否与西方的民主无关？这个问题关涉到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可以与保持这样一套根本上反对民主，反对革除自身利益，反对赋予公民其应有权益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相安无事地长久并行发展。这套制度反政治决策公开、透明、科学化，使得政治进程不可预期，权责不分、掌权者拥有无限权力而不受限制与失责惩罚，更重要的是政党、政治与行政不分，政治进程与职能的分工与分化无法达到有效水准，而相关部门一家亲使得公权行使的任意性和政治决策失误带来的灾祸更增加数倍。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各个当政者所奉行的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成长从来不是福音。波兰尼提出，经济原则全面接管社会各个领域的“市场社会”所带来的危害，需要政府主动的规约与限制，比如扶助贫困、救济失业、干预不顾后果的疯狂经济与环境掠夺，等等，这便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可参看（英）卡尔·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但市场经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却恰恰说明，没有政治制度的自我约束和清明公正规则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呈现与放大的，反而是糟糕的唯利是图的经济原则对社会、政治的全面侵蚀，和政治领域经济化、权力寻租的全面盛行。也可以说，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病和惰性，才使得市场经济的成长无法达到西方社会那般规范、自律、高效而有益于全社会人群。

　　我们还要来分析一下刘学伟先生反对中国实行民主制的理由。他认为：

　　1．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为他们带来了民主制，其他国家国家不见得就要实行民主制。

　　评：前文已述，这一点的荒谬之处在于，他将中国排斥在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创制的全人类的文明发展潮流之外。中国官方和官方的学界发言人一说民主，就说是西方民主，他们反民主，最大的理由就是民主是西方的。

　　2．民主会带来混乱，甚至动荡，泰国即为最好的证明。

　　评：泰国政治的问题在于权力配置中对军队行动权限的限制，和社会经济分化的问题，而与它实行“西方式民主”无关。这一腔调一向也是中国大陆反台湾民主，反对借鉴台湾的充分理由：台湾民主是西方民主，台湾民主劣质化和不完美。言下之意是中国要学就学更优质更完美的民主政治实践，但因为至今也没有优质、完美的民主制，所以中国不学任何西方或他国的民主经验。这一论调也适用于中国拒绝学习印度的托辞。

　　3．专制、集权会带来效率，民主低效，会导致低度发展，印度即为实行民主阻碍发展的最佳例证。而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能带来发展、带来效率的便是好制度。

　　评：这番话犹如饮鸩止渴之人的说辞，也让人想起有缺点的士兵仍是士兵，再华丽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西方发展经验证明，一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金时，实行政治民主化的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便已成熟。而中国政府三十年来证明自己无需推行民主制的理由，便是中国需要发展，稳定压倒一切。但当高压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已远远超出建立有效的制度渠道，以便更妥善地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时，政治改革的推行越晚便越发误事。

　　4．民主是某些西方大国发动战争的阴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评：这是中国反对西方民主的充分理由之一。但问题在于北欧和西欧小国、日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南欧与韩国等，也都是成功的民主国家。中国以此来表明自己不称霸世界，还是表明自己将人类社会的普世文明拒之门外呢？凡是民主，都是西方的，中国不是西方，所以中国不实行民主，这样简单的非黑即白思维，让中国政治丧失了多少学习他国经验的契机。

　　5．民主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良治，如果不实行民主也能达到良治，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评：良治的内容是否只是GDP的畸形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否只有经济增长和经济奇迹？地方与中央政府经济增长数据不断飙升，但中国普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普遍中国人买房难、看病难的问题，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的恶劣生存境遇和自杀、犯罪等问题，农民长久被歧视和排斥在公民行列的问题，是否更是良治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一个将自己的统治基础建立在疯狂的、并且可能是人为炮制出的、虚假的指标经济增长数字上的政府，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通过政治强制措施无法清除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它的良治基础又何在呢？

　　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与面临的问题能够以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进入政治议程，使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及时改善，从而实现政府良治与公众幸福生活的局面。民主的首要特征是去除暴力。中国古代社会暴虐的统治者常常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怕的是无法实现有效控制。现代政治的规则已经更改，人民是主人或者说是名义上的主人，政治的目的不是控制、强制和压制，而是良治。任何企图控制或强制的政治行为，都与良治相背离，如果说政治暴力常常出场，那政治离良治最远。因此，按刘学伟先生所说的中国政治的目标是良治这一点上来说，民主制也是最该推行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

　　回到阿伦特所说的“人的条件”上来，个体的人有权力通过进入共同体的政治进程，表达自己的权益实现自己的利益。人之为人，在于他的公民权，在于他与共同体的关联与共存亡。让个体汇入共同体，影响政治进程，以使政治进程顺畅、正常地运转，而共同体的命运不会被极个别人或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地断送，通过共同体的延续，个体的生命也得到延续，这便是民主的意义，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古希腊政治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现代人不见得个个关心政治，但民主制为他提供了进入或不进入政治生活的选择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公民与共同体的关联的最有效方式，它去除暴力，实现民意的表达与宣泄，使个体认同共同体，也使得共同体对公民的动员能有效实现，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其纠错能力的制度化，而不用再使政治不断重蹈兴衰系于一人的危险境地。政治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水平越高，政治的任意性便越低，权力与责任间的对等关系越是明晰，政治犯错和它带来的灾祸就越少，这便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大内涵，也是民主对政治现代化的最大贡献。谁都知道中国不是西方，也不会变成西方，民主即使会带来短暂的混乱，会带来经济发展干预而出现（相对于中国的）低度发展，会带来权金政治，又或者是其他挫折；但摒除历史与政治传统差异，民主制所能带来的社会良性运转和公民之为公民、公民与共同体间的认同与关联，便是各个国家仍然愿意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实践民主制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