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民主是党的生命

2010年05月11日08:37   来源：《学习时报》

我原想，民主还不好办？多尊重大家，多商量，开会尽可能多地让大家发表意见，让大家慎重一点、听听反面意见呗。现在看来，可不那么简单。对比起来，独断专行易，发扬民主难；暗箱操作易，透明决策难；上批评下易，下批评上难；墨守成规易，开拓创新难。我深切地体会到，要解难避易，单打独斗不行，必须走群众路线，靠大家。

　　我们不能搞西方式、陈水扁式的民主，也不能犯“文革”“大民主”的错误；既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搞短期行为，又不能脱离群众和现实、好高骛远。只认真地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扬民主，才能有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坚定推进党内民主

　　记者：胡主席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内民主建设的进程和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和决定整个党的建设的进程和质量，而且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学习时报》作为全党唯一一份专门讲学习的报纸，一直积极刊登推进党内民主的探索文章。请您谈谈对党内民主建设的看法。

　　刘源：民主、不民主，真民主、假民主，确为大是大非。胡主席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上，我们党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肯定是民主集中制执行最好的时期；而我们也曾在不短时间里，在不少单位中，没有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屡有过失，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

　　凡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再有权力者、再有威信者，最终也难免要犯错误。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谁比得了毛泽东？功大权重，叱咤风云，谁比得了斯大林？他们何止有威信，人民群众对他们，甚至可以说到了迷信的程度。然而，就是这样的伟人，在权力到达顶峰时，他们也曾一度高高在上、脱离民众，听不进批评，甚至背离民主，结果导致国家一段时间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伟人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感到痛惜呢！

　　毛主席自己就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我们纪念先辈，一定要传承他们正确的、光辉的东西；我们为尊者讳，不能再糊涂到不分是非对错，不能再荒唐到任意胡编滥造！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中央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刻理解。

　　记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内民主建设历史上，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像“文革”那样的惨痛教训。您对此怎么看？

　　刘源：我给你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1979年三中全会期间，我通过《人民日报》上呈一份“内参”，说母亲在监狱关了12年，无人问津。叶帅、华主席，小平、陈云、耀邦等同志都大吃一 惊：“哟，都什么时候了，人家好几年前都放了，王光美怎么还没出来？”三天后，我母亲被释放。一时间，好多人来探视。你猜第一个来看她的人是谁？谁也想不到，是毛主席的老秘书叶子 龙。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有说有笑。那次他重点说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叶子龙在毛主席身边几十年，非常有感情，或许也多少有点近而不恭、熟不拘礼吧。上世纪60年代，他被下放，实在想不通时，免不了跟别人发几句牢骚。彭真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顺口说笑了一句，我父亲问：“什么？你说谁？”彭真回答：“叶子龙啊！他还抱怨毛主席不公道呢。”我父亲给大家的印象好像总是儒雅严肃，文质彬彬的，其实他也非常严厉，当时就声色俱厉地呵斥了一句，接着又重复一遍。在场的人全愣了，不敢吭气。

　李先念和黄克诚同志都讲，我父亲批评人很厉害，大家都怕他；但他又很民主，允许人家反对他的观点，可以辩论，听得进不同意见；他从不整人，从没有无端故意处理同志。因此，大家遇到问题，都愿意他来主持，特别是出了事、犯了错，都愿意先去找他。

　　这次，彭真回去，赶紧让叶子龙做检讨。叶子龙跟我母亲通电话，转上信。我父亲阅后，把检讨书往桌子上一压，没说话，也没批。不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倒。叶子龙是毛主席长期的贴身部下，不会有人为难他；加上被刘狠批过，一般人想，不是正该反戈立功？但他却说了一句话：“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红卫兵斗他，硬逼软磨：只要认错改口，就过关。叶子龙死硬，被关了近8年！

　　历尽劫波，往事刻骨，他来看我母亲，讲到：“我特别感谢少奇同志，他救了我。从那次斥责至今，我记了一辈子，记一辈子毛主席对我的好处、对我的恩情，我怎么可以发牢骚呢？不就是找骂？”我就在旁边看着听着，他俩谈笑风生，最后起身话别，叶子龙说：“我还想说一句话，如果少奇同志活着听见，可能还饶不了我：毛主席最错误、最不该的，就是最后这样对待少奇同志！为这句话，枪毙我都认了！当面对你说出这句话，我心里痛快了。”

　　12年大狱，我妈很少掉泪。叶子龙走后，她抱着我放声大哭。在那个时候，人被整到已经习惯周遭敌视的目光、满耳打倒的声浪，甚至已不相信有人会说刘少奇好话了。凭着这种极度的麻木，才使我们一家人挺过来。如今，一旦有人讲出真情真话，而且是出自叶子龙之口，无异于在我母亲胸中扔了颗炸弹，剧烈的震撼，顿时激起长久积压的所有委屈、冤情、孤愤，一块迸发出来！我抚背让妈妈哭出来，告诉她，天道轮回，社会环境已经变了，不是您在监狱里那样了。

　　多少事、宛如昨，真啼血、空悲切！

　　我讲这段往事，想说明两条：

　　一是，毛主席那么伟大，因背离民主，拒绝批评，失去监督，也会犯大错；

　　二是，我们批评同志，为了爱护和帮助，要出于公心，与人为善。

　　1979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社会上、党内外，清算毛泽东的错误，甚至反毛的声浪骤起，谁说了定乾坤、稳大局的话呀？是小平、陈云同志，彭真、尚昆同志，薄一波、黄克诚同志，都是当年被毛泽东打倒的那些老同志替他说话。

　　小平同志有一句话：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意思是要区分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继承发扬什么，否定扬弃什么！我想，小平同志才是真正地维护毛泽东。当然，反过来更证明了毛主席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正是挨整的战友们，最后关键时期力挽狂澜维护他。

　　这就是党性！

　“四人帮”被监禁审判，大快人心。我母亲刚出狱，听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带7岁的儿子生活，孤独又困难，就主动去帮助。正是江青要杀掉的人，20多年尽力照顾、鼓励江青的子孙。如果前面是讲党性，这里说的是人性：谁善谁恶，谁忠谁奸，凿凿铭志，青史无遗！

　　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也同样检验谬误。祖先的传统，良心陋习、精华糟粕、好赖香臭，像一锅乱炖；泽被与贻害，都是老辈的遗产；优秀的思想和惨痛的教训，对后辈同样可贵。毛主席的反专制我们要继承，他的教诲我们要牢记，他的过错我们千万不能再犯。这才是好后代！今天，我们记住毛泽东谋公、为民的一切，正是人民的拥戴，他才成为大救星、大英雄！他最辉煌的时候，正是党内最民主、集体领导最好的时候。

　　我们千万要维护好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科学决策；千万别再搞一言堂，丢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这关乎党的生命！我们曾付出多么惨痛巨大的代价才换来这个结论，刻骨铭心啊！

　　自尊不争，增强团结

　　记者：我们采访您，感到您尊重记者，也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刘源：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才能有自尊。我琢磨，“以人为本”最基本的是尊重人。

　　孔老夫子说：“君子矜而不争”，意思是君子要庄重自守，与人无所争执。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上要争，敬业尽心、一丝不苟；在个人名利上却应该不争。“不争”，主要是平常淡定的心态，积极敬业的状态，蓬勃向上的生态，是对大家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更是一种自然的自尊。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短，各有优劣。在中学时，他足球踢得比我好，我服气；我篮球比他棒，赛场见高低，各自竞争嘛，完全可以各得其所，互有春秋。我们为他人进步高兴，自己向上争，工作争上游，叫“取之有道”；而名利上不争，叫“自尊不争”，是相当高的标准和境界。

　　当然，人皆有上进心、皆见名利好，关键是知荣辱，取之有道。在正当竞争中，基本的规矩、起码的底线是不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做人的准则！诬陷、诽谤、中伤、恶意贬损别人的人，至少在做人上已经自贬自损，缺了自尊。我们处世待人，最普通的常识，现代时髦词叫最普世的价值观，至少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能有人会说：你提的标准太低了，咱们高中级军官、专家群体，应具有超乎常人、高于中线的素质，应有更高的要求。这话对，但是我想，为人也好，为官也好，还是先亮明底线。所谓“共识”，只能是最低纲领，不可能有太高标准。实际生活中，即便最起码的、最低端的界限，还会有人踩杠、违规呢。先保住底，再向上争！
 

　记者：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内团结？

　　刘源：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内空前团结，党内民主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只有自身团结，才能共建和谐。从规律上看，团结真不易、斗争极简单。我斗你，你不斗也不行，想躲也躲不过。所以说斗争简单，一方愿意就足够了！而团结则要难得多，要双方都有意愿，能体谅容忍，善求同存异。和谐就更难，要N次方的全面和好，“和而不同”才行。

　　大家在一起，体质性格、出身经历不同，能力本事、顺逆境遇不同，也不可能同。嘴巴里的舌头还和牙齿打架呢，要承认矛盾，鼓励诸多是与非、对与错之辨，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和原则之争，提倡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常常是做得不够，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发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对抗，防止矛盾激化，将斗争限定在可控制、可容忍的范围内。

　　这是“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的题中之义！

　　靠正当的竞争，逼我们向上、追求真理；

　　以正确的批评，导我们向善、修正错误。

　　这就是“知和而和，以礼节之”。

　　记者：从严要求，增强团结，在方式方法上有什么讲究呢？

　　刘源：我想，同样的意思，以不同的话讲出来，反响绝然不同；对同一桩事，不同的处理方式，效果截然相反。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也应知道“恶语冷于戟，善言暖于帛”。我们讲话，都希望人家听进去，不是自我表演做秀；我们批评人，都要求人家能接受改正，不是为了自己撒气泄愤！为什么不慎思谨言，选择对方最能听进的语言、最能接受的方式做工作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东一所军校开学，邀请陈毅同志讲话。他问，新学员有什么问题？校领导说，大家热情很高，但却无知，例如一大半不按规定剃光头，还提出要改校规。陈老总听了，无言颔首，当晚就剃了头。典礼时，他衣冠严整地说：小同志们，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人民服务是终身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身不渝，那就常要从头开始！——这时老帅一下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全场由静默转为惊愕，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满校园的官兵，全都剃成光头！
 

　咱们的老帅是怎样教育、尊重、依靠他的小兵的？为区区一桩小事，言传身教，没一句批评话，却远胜于严令！

　　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作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的工作，理当有最高的艺术性，这也正是我党我军最好的传统。

　　这里特别强调：我讲的“从严”和“批评”，可是双向的，不仅指常见的上对下，更指群众监督的“从严”和下对上的“批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工作的作风和方式就是“专业”水准，当以高标准来要求。

　　记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刘少奇同志是一位非常维护党的团结、极为重视党员修养的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思想遗产。

　　刘源：我父亲曾庄重地寄望全党：“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自己最高的责任。”几十年过来了，这仍是全体党员最高的责任。

　　早年的白色恐怖，我们被敌人杀得血流成河、白骨盈川，“同志”的含义与生命一样宝贵、神圣！今天呢？任何外敌都已经打不倒我们，就怕我们脱离群众、闹垮自己，内耗分裂、斗垮自己。江泽民同志反复引言警示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现实中，我们党内同志间的组织观念、纪律约束、党性修养确实淡漠了、被忽略了，“同志”关系确实大变了。这才是最危险的！

　　因此我们要切切关注：斗争容易，团结不易，和谐更难。即使我们十分珍惜，能维护好团结都不易，何况有人不爱护，甚至有意无意地伤害，很容易就斗起来。

　　谁都明白，斗则两败，和则双赢。然而，一有小磕绊就拢不住，都忘了，尔我相仇，形同冰炭。

　　谁都知道，和谐相处，是种幸福。即使从狭隘功利的角度，对个人、为集体，也是和者多利、“和为贵”呀！于公于私，都该“知和而和”呀！共同的愿望和利益，应能集合大家共同作为。

　　作为军人，用军事学家的语言表达：明智并且成功的征服者，不仅要懂得战争，还必须懂得和平，更必然力行和谐！

　　我们党打平天下，执政60多年。今日之中国，13亿人口，56个民族，融合了最大的不同，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盖世鲜见，千古奇功！如此超级大的“和而不同”，多不易呀。

　　让我们牢记：

　　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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